□黄大朋

我的母亲景焕芝是“老三届” 高中生。作为当年的知青标兵，1971年，她被“推荐”上了大学。作为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她被分配到风景如画的鸡公山铁路小学中学部工作了两年。由于出色的教学成绩，一纸调令，她被调到当时属郑州铁路分局管辖的漯河铁路中学。

母亲到漯河铁中报到后，校长告诉她：“学校没有宿舍，你到旅社去住吧。”母亲住进了青年旅社。旅社位于漯河火车站南侧，人民路京广铁路立交桥的北侧，就是现在火车站附近邮电局的位置。青年旅社是母亲在漯河的第一个家，她在这里一住就是三个月。

我的父母婚期已定。当时父亲在外地工作，解决婚房只能靠学校。学校把大门口与门卫对门的一间6平方米的小库房腾出来给母亲做婚房，母亲从旅社搬了出来。虽然新房小了点，但比住旅社强多了。父母很知足，一住就是一年多。

母亲自调进漯河铁中就担任高中毕业班的地理课任课老师和班主任。1977年、1978年高考，她任教的地理学科在全市都考了第一。1979年，预产期快到了，母亲仍坚守在高中毕业班的课堂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郑州铁路局教育处纪委书记带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组到漯河铁中调研后说，像景焕芝这样爱岗敬业的优秀教师，一定要解决她的住房问题。

那时漯河铁路地区的公房是统一分配的，铁路地区的领导千方百计调配出一套房子分给了我母亲。这套房子位于烟厂对面，本来是两室一厅的一套平房，其中一室另外开个门，分给了车站调车班的一位职工，住的是一家4口。分给我家的是一室一厅一厨，很旧的房子，房顶漏水，一下雨屋里摆满接水的盆盆罐罐；没有卫生间，也不通自来水，吃水要到马路对面的烟厂去提。当时不讲建筑面积，交房租算的是室内净面积，有24平方米，比原来的家大了3倍，这在当时铁路部门工作的同龄人中几乎是绝无仅有。

母亲既感动又满足，用她的话说就是：喜得娇儿、喜迁新居、喜出望外，剩下来的只有用拼命教好书来作报答。

这个家写满了我童年的欢乐，我们一住就是五年。

1984年，漯河铁路地区在八一路北侧、京广铁路以东，紧挨着铁路边盖了一栋当时是漯河市少有的一栋四层的楼房，分为大户型和小户型，我家分到的是大户型。每套使用面积36平方米，建筑面积50平方米左右，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我家分在了二楼西户，我还没上学就有了自己的单独房间，这在我的小伙伴们中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整栋楼中只有我们家是普通教师，能有这第四个家，是因为母亲自从1977年起一直担任高中毕业班班主任，她所教的班级地理学科高考成绩一直在市内是数一数二的。这期间她还发表了多篇教学论文，被评为铁路局优秀教师，还成为河南省地理学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会员。我们这个家比校长家住的房子还大，每个月的房租仅有几元钱，当时在铁路系统内部像母亲这样的资历能住进这栋楼是绝无仅有的，被铁路局作为工作好待遇就好的实例。搬家时我父母就是打扫了一下，放了一大挂鞭炮，来祝贺的亲友同事都羡慕不已。

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参军前，一直都在这住，这个家记录了我整个学生时代的成长轨迹。我们在这个家住的时间最长，一住就是11年。

1996年，在解放路铁路中学大门北侧，铁路部门拨专款建造了一栋教师楼，虽然也是两室一厅，但室内使用面积足有67平方米。这次分房是学校按各项指标综合得分来分配的，因工作成绩出色，母亲在分房时有加分，按照得分高低确定挑房顺序，母亲又挑了二楼，恰逢国家住房制度改革，取得福利分房，经过精确计算，我家应交的购房款是16725.48元，颁发了房产证，个人拥有85%的产权。

这是我母亲到漯河后搬进这第五个家，这次搬家不同以往，这房子是我们买下来的，父母按当时流行的最高标准对房屋进行了精装修。这一年，我已经是西安空军工程大学的学生，假期归来看到新家窗明几净，华美的房间、崭新的家具、喜笑颜开的父母，心里很欣慰。参军在外，从士兵到营长，这个家是我幸福的港湾。

当时我认定我家会在这里一直住下去。

2011年，我回归故里，脱下军装、穿上警服。父母拿出一辈子的积蓄，买了幸福家园小区124平方米的大房子，三室两厅，仅卫生间就有十几平方米，一楼还有个小院子。小区楼间距很宽，绿化也好，我们老少几口人一起住在这第六个家里，比我出生时的家整整大了100平方米。

我的女儿出生后，陆续添置的睡床、大小各式童车、学步车、脚踏车、小饭桌等竟然有十几个，日益觉得空间不够，没有书房，女儿一天天长大也需要有个独立的空间，我们正积极看房，想找一个四室两厅或是复式的更大一点的房子，准备搬进第七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