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算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了。那本曾风靡中国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是不是很多人都至少听说过？

他这本最新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关注的是一群“外来务工人员”在伊斯坦布尔长达40年的生活故事，同时穿插了伊斯坦布尔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的历史片段。

该书一经推出，好评如潮，被誉为帕慕克获诺奖之后的最佳作品。感觉大伙儿都觉得：一旦获得了这么高的奖项，就如同攀上了人生的巅峰，很难再超越。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版

帕慕克的第二生活

帕慕克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小说是第二生活。比如我们做梦时，感觉梦境是真实的。我们阅读小说时，恍如进入梦境，认同小说人物的言语和情感，尽管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可是如果小说不能延续这种真实的幻觉，我们就会觉得挫败。情感认同当然不是阅读小说的唯一形式，但认同最大的作用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他者，这个他者的灵魂和行为与我们的现实无关，只属于第二生活，即小说的生活。

帕慕克讲述的小说理论并不深奥，但反观他的作品，其实他的小说大部分不是他者的故事，而是自我和自传性的故事。早期的两本书《杰夫代特先生》和《寂静的房子》取自于他祖父和外祖母的家族故事；在《黑书》里，他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位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在《我的名字叫红》里，他探索了如果他继续从事绘画，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在《雪》中，他打破了那种“上帝没有跟我说话”的诗人魔咒；在《新人生》里，那种“某天我读了一本书，我的一生从此改变”的心路历程更像是帕慕克自身从绘画到写作转变的隐喻：只不过改变了他一生的不是读了一本书，而是不断地写了很多书。

迄今为止，只有在这本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他第一次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他者。据说，为了写作这本书，他采访了很多街头小贩。这本书里没有《纯真博物馆》的花花公子的爱情故事，也不是上层阶级的发家史，没有政治小说的阴谋论，没有中产阶级的奢华生活。简单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讲述一个两手空空的外乡人如何在伊斯坦布尔拥有一个家的故事。

一代人对传统的暧昧态度

帕慕克曾经将自己的文学写作与伊斯坦布尔的变化做了一个对比。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决定完全抛弃传统的伊斯兰教文化、传统服饰、传统语言和文学。但这被压抑的传统在几十年后又获得了新生。帕慕克说，在文学领域，他的写作某种意义就是这种传统回归的表现，但他同时又强调，他的这种回归不是完全回归传统，他是以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回归的：“我不仅再现土耳其传统的文学和形式，传统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同时也对西方文学的现状了然于心。因此我不断进行文学实验，将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学糅合在一起。”

如果你读过帕慕克的小说就知道他并没有夸大自己的影响，说他是土耳其最会讲故事的人也不为过。他的每本小说都会有新的文学尝试。像这本厚达600页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从1968年12岁的麦夫鲁特跟随父亲来到伊斯坦布尔卖钵扎讲起，一直到2012年，麦夫鲁特的整个家族终于从城外的贫民窟的一夜屋搬迁到了城里的公寓楼。看似简单的进城，我们的主人公用了45年。帕慕克用一种看似传统的叙事，又隐含着现代小说技巧的讲故事方式，吸引着我们一章章翻阅下去。

永恒的伊斯坦布尔故事

从小说的第三章开始，帕慕克回到了这个故事的源头，从麦夫鲁特出生开始讲述这个完整的故事，讲述麦夫鲁特这个小贩的理想和爱情，讲述伊斯坦布尔的变迁史和现代化史。

伊斯坦布尔始终是帕慕克小说的绝对主角，也是他所有故事的核心。只不过这次他通过一个街头小贩的视角审视着这个城市沧海桑田的变化，用他的脚步丈量着这个伟大的帝国之城和废墟之城冰凉的体温。麦夫鲁特的人生与伊斯坦布尔融为一体，他的故事也变成了这座城的故事，这个无名小贩的一生正是伊斯坦布尔变化最为集中的几十年。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明白帕慕克所谓的“脑袋里的怪东西”是什么含义，这是每个渴望生活在城市的人群感觉到自己独一无二的所在，城市的生活有无数种可能性，麦夫鲁特珍视他对城市的幻想，甚至孤独，因为“生活所能给予的安宁和美好，只有在远离生活的其他世界才会出现”；因为“身处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可能感到孤独，但是让城市成为城市的东西，也恰恰是这种能够在人群中隐藏自己头脑里的怪念头的可能”；因为生活在城市，“他的人生，也仿佛是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这是帕慕克的小说，这也是他者的人生。帕慕克说得好，只有把自己想象成为他者之后，才能更好地成为自己。一个小说家的作用，正是来自于他的想象，来自于他把自己想象成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可以探讨以前无人注意到的人类真相，使他成为那些无法表达自身利益、声音的被压制者的代言人。

晚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