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村，一直是“另一个中国”。整个中国近代史，贯穿着追求现代化的热情，也隐藏着农村社会式微的哀音，总有一些时刻，革命、新政等社会呼唤，盖过了社会真实的哀怨，在社会突飞猛进之中，沉积下问题与矛盾。无论是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和制度变迁，还是之后的社会进程，实际上都伴随着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农村问题，是一个历史层层积累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还有文化的、人伦的。这一书单，导入社会学、经济学视野下对中国农村的观察，可借此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另一条沉重的脉络。
《乡土中国》
关于近百年来农村的书写，首推费孝通关于江村的系列书写，他的《乡土中国》《云南三村》。
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奠基性的著作。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是中国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这本书原是费孝通1946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的讲义，后来改写成了系列文章。费孝通在这本书里所做的，不是田野调查或者个案分析，而是对中国基层传统社会进行解剖。
《云南三村》是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做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三地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翔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可谓对云南农村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一幅细致入微的素描图。
《金翼》
与费孝通同时代的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林耀华的《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林耀华曾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任。在这部充满命运感的著作里，他剖析了中国东南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这两家既有亲戚关系，又一起做生意。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很是兴旺而后却衰落了。书中描述了顺境之家的一家之长黄东林，是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多年后，林耀华的学生庄孔韶对金翼的回访研究《银翅》可作为《金翼》的姊妹篇，全书融人类学随笔、民族志、访谈、史料与田野分析、实证等方法，是用不同的方式对同一地所做的社会学研究，时代巨变，两者可互相对照参看。
《私人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的英文专著《私人生活的变革》获得2005年度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学术著作奖列文森奖。这是为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而设立的，每年只颁发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阎云翔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全书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部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从未被研究过的课题——中国村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阎云翔教授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东北一个农村当了7年的农民，1989年他以人类学专家的身份再次回访该地，并进行长达十年的调查。
《规束与共享》
王学文的《规束与共享：一个水族村寨的生活文化考察》调查了多族群共生的社群贵州省荔波县的一个水族村寨——水利大寨的生活文化，在提供一个民族村寨的较为翔实的民俗志案例的同时，也力图勾勒出村寨生活所遵从和实践着的人际网络和生活秩序体系，揭示出村寨生活之于族群社会的重要意义。与之可对照的是谢元媛的《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后者聚焦的是敖鲁古雅的现代变迁和日常生活，都是本土社会学研究中严肃认真而有见地的作品。
《明清以来的 乡村社会经济变迁》
通过翔实的关于基层小农场运作的经济人类学资料来分析并说明其生产逻辑，黄宗智的农村经济研究涵盖时间和地域纵横向的丰富性，从明清以来到当代的时间跨度和对长江三角洲、华北小农经济的地理性纵向考察，根本出发点是中国土地和人口关系的演变。对中国乡村经济自明清以来到当代的演变，无论是“资本”还是现代科技投入，无论是财产制度和相关法律，还是社会结构或市场关系，都是从土地、人口关系基本条件的“基本国情”着手，由此分析与其他生产要素、制度和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由微观的生产实践来说明宏观的经济逻辑的研究进路和方法，由此展示它和现代工业经济的不同。本书所试图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又如何？这方面，中国与现代西方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其前景又如何？
《倾听底层》
郭于华的《倾听底层》是农民口述史的力作，用人类学田野作业和口述历史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描述和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底层民众——包括农民、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工人等群体的生活经历和实践活动。涉及的范围从对陕北骥村自土改，至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家通过怎样的权力技术构建阶级意识，形成国家对农村基层的全面治理，阐述政治运动中仪式的重要作用，而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拥抱市场化农民非农活动文化意义的思考和生存境地的调研，对下岗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与农村养老问题的分析等，经由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和二者互动过程的分析，作为个人经历的微观事实与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之间得以建立联系，我们也可从中获得作为一种文明及其转型过程、机制、逻辑和技术的洞察。
《神堂记忆》
在《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中，景军对西北甘肃省大川村孔庙重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大川是孔姓人家聚居的村庄，家族源头直接追溯至孔子。该地的孔庙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大川及附近22个村庄共两万人祖先崇拜中心。从孔庙所代表的祖先崇拜及文化形态所遭遇的挫折和复苏，探讨了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景军提出的“社会记忆的理论角度”记述大川的历史并展现了人们如何运用记忆重构社会关系。
《浮生取义》
学者吴飞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是鲜少的对中国农村自杀现象做出研究的著作，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除了《浮生取义》外，吴飞延续该主题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自杀与美好生活》都是探讨自杀现象在中国。而《浮生取义》中对自杀行为在家庭伦理和社会关系的博弈中起到的作用，角度和解析方法十分独特，显示了作者迥异于西方社会学家涂尔干以来分析自杀的理论框架。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