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过后，就会有大批农民工和大学生纷纷踏上求职征程，开始新一年的奋斗。而民国时，由于社会动荡，经济不发达，人们求职更不容易。据《中州轶闻》载，民国时期有个河南人叫靳志，他不仅致力于国学研究，还留学英法，精通英文、法文。正因为他精通两种外语，先是被录用到外交部工作，后又到重庆另一个部做笔札工作。他曾自嘲说：“亏我洋货国货俱全，可供顾客选购。”可见在民国时，没有两把刷子，想谋个好差事真是难啊！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民国名人的求职之路吧！

名人也有被借调经历

鲁迅先生就曾有过一次借调的经历。据《金陵掌故》载：1909年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先后在绍兴几座学堂任教或做监督（校长），后因鲁迅对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的行为进行抨击，受到威胁，工作很不顺心。就在这时，鲁迅接到好友许寿堂的来信，邀请他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帮忙。这样，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

1912年元旦，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虽然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已经成立，但大多是空架子。拿教育部来说，当时只有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和一个会计，且连办公用房也没有。

当时的教育部，按照临时政府的规定，主要是“管理教育、学艺及历象、礼教事务”。工作人员没有明确分工，也没有明确职务。鲁迅来到后，每月有30元的部员津贴。当时，鲁迅的工作，一是对形势和政策进行宣传演讲；二是收购图书，准备建立中央图书馆；三是创办《文教》杂志。

就是这样一份借调的工作，还差一点因为鲁迅太过耿直被弄丢了。一次，蔡元培受命北上北京，次长景耀月来代理部务。此人好大喜功，只知扩充自己的势力，引用私人，忽然开会要办杂志，鲁迅不睬他，他也不太识人，暗中开了一个名单，送请大总统任命，竟把鲁迅的名字给无端除去了。幸而蔡元培回来，赶快把这件事撤销了。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南北议和”中一再退让，孙中山不得不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南京政府也迁往北京。3月下旬，蔡元培宣布教育部正式解散，并向北京政府推荐了一部分部员，其中就有鲁迅和许寿堂。鲁迅在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借调生涯就此结束。

另外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叶君健也有过借调的经历。据《京华风云》载：抗战爆发后，正在日本从事英语、世界语教学工作的叶君健回到祖国，被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推荐到湖北随县的一个中学教英文，此时正在武汉的好友冯乃超和张光年推荐他，借调到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工作，任务是用英语对外宣传。后来同样被借调到三厅工作的还有著名作家郁达夫。可见那时的名人虽然有能力，但要是没有人推荐，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还是很难的。

文艺名家助他人就业

名家有时自己就业都很难，尚需别人推荐，可是一旦他们有能力帮助别人时，他们会义不容辞，向求职者伸出援手。据《陪都星云》载：徐悲鸿先生曾在重庆慷慨赠送“两匹马”，扶持青年陈汝言开起了上海杂志公司。

1938年，江苏太仓籍的青年学者陈汝言流亡到山城重庆，他看到沙坪坝高等学府林立，学生上万，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便决心开一家好书店经营世界名著等。但是他此时囊中羞涩，经费从何而来呢？当时，支持他开书店的知名教授很多，可是他们也都是度日维艰，爱莫能助。这时，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给他出了个点子：“要钱只有找徐悲鸿，他的画是热门，最好卖，‘一匹马’就是五百元。”那时，徐悲鸿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著称。他曾屡次将在新加坡、吉隆坡、新德里等地举办画展的收入全部捐献，救济离乡背井的难民。

陈汝言到江北盘溪石家祠堂找到了徐悲鸿。徐悲鸿听了他的想法，对这位小同乡的想法非常赞同，表示会全力支持。不久，陈汝言再访徐悲鸿，听说有八位知名教授担任编委，徐悲鸿便立即拿出一千元交给陈说：“这是‘两匹马’的价钱，给你作开办费。”不久，上海杂志公司便在沙坪坝正式开张，发起人为徐悲鸿。此后，书店果然不负徐望，有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一批世界文学名著，深受学子们欢迎。

另据《羊城撷采》载：鲁迅先生也有过开书店的经历。1927年1月，鲁迅正在中山大学任教，为活跃广州青年的文化生活，他在广州开了一间书店。因为店面不大，卖的都是北新书店的书，所以叫作“北新书屋”。其实，这家书店，鲁迅只是做个“后台老板”，平时都是交给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料理，从而解决了许月平的就业问题。

书法家卖字养家糊口

民国时，就业难吃饭难可谓比比皆是，就连一些名家也时常遭遇无米下锅的尴尬境地。好在他们还有一技之长，有的就以卖字卖文为生。

据《津沽旧事》载：天津有一个很有名气的末代翰林叫高毓浵，书法功底深厚，深受人们喜爱。20世纪20年代，高毓浵一家寓居上海，就是靠卖字养活一家老小。高毓浵的润例是：楹联及屏幅四尺以内四元，五尺六尺各加一元；堂额每字一尺四元，二尺八元；扇面跨行四元，单行八元；碑志百字十元；篆刻每字一尺八元；题签二元。篆隶金石甲骨加倍。另有文例：散文每篇四元，骈体加倍；诗词题咏每首四元，绝句小令减半。在当时翰林公中，他订的价格并不高。合作的纸店纷纷要求他提价，他不为所动，常常谦虚地说：“论我的字，本不值这么多钱，他们买的只是我的翰林图章。”

高毓浵一家住在上海租界，房租价格相当高，他有四个子女，一家人的生计全靠他卖字维持。高毓浵每隔四五天就能接到二三十件订单，他要集中一天写完。由其妻子一早用尺寸较大的墨海研墨，这需要一上午。高毓浵午后才开始写字，一直写到深夜，往往要到墨用完为止。每当碰到巨室豪门的寿辰日，他们寿堂都要挂寿屏，每堂需要八至十二条不等，这种生意最挣钱。高毓浵连作带写，大约五六天的功夫，一堂寿屏润笔合计可以收入二三百元，这些生意基本能够养家糊口了。

无独有偶，北洋政府时的众议院议员林长民，在曹锟贿选总统时，面对曹锟开出的一张选票五千元高价，他毫不动心，并公开反对。事后林长民避居天津，以防迫害。据《闽海过帆》载：林长民寓居天津后，找不到工作，一家老小生计出了问题，因为他工书法，得柳公权之遒劲，无奈只有卖字为生，他自题润例云：“去年不卖票，今年来卖字。同以笔墨换金钱，遑问昨非与今是。”他自己一语道破其中玄机，可见其高风亮节。人们敬重他的为人和书法，前来求书法者众多，一时收入也不比贿选票价少，使他们一家渡过了难关。

另外，据《海上春秋》载：著名作家张天翼，三十年代时，寄居其姐姐家里，他姐夫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官员邵元冲，可是他却不依靠姐姐家的权势谋得职业。当时他在南京，没有固定工作，仍以写作为生，而那时的稿费每千字也只有二三元，生活十分艰苦，可是他仍然活得有滋有味。

合作开饭店 人人做老板

在那个名家生存尚且困难的时代，百姓的生计可想而知，可是他们能苦中作乐，走出自己谋职就业的路子来。据《八桂香屑录》载：抗战初期，在广西柳州鹤山旁河南路上段开了一家名叫“七·七”的饭店，更与众不同的是老板、账房、侍者、卖手、饭司务等，都是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每天边工作边学习，互帮互教，饭店开得热火朝天。

他们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人人既是老板，又是工人。每月结账一次，他们还从盈利中拿出百分之六十捐助各自的同学——在前线工作的战地服务团团员。有时，他们利用顾客候车、等人的空隙，开展形式多样围绕抗战的时事问答，宣传抗战；答对的顾客奖励一碟小菜、一件点心或一份小礼物，答不上的顾客他们深入浅出地解释。这一生动活泼的形式很受顾客欢迎，因而店内从早到晚，座无虚席。

1939年2月，著名记者陆诒撰文在《新华日报》上介绍了这家别开生面的饭店。

这样的好点子，也不是偶然现象，而在北国的哈尔滨还出现了一个“一毛钱饭馆”。据《黑土金沙录》载： “九·一八”第二年的冬天，哈尔滨道里中国四道街出现了一个小饭馆，匾额上书“一毛钱饭馆”。这个饭馆是当时的一些文化人开的，当时在哈尔滨的一些左翼作家比较困难，中共满洲省委派人出面，联系了刘昨非、王关石、白涛、冯咏秋、黄田、裴馨园等六个进步文化界人士，共同筹集资金，租赁房屋，雇用了一个厨师。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在门前放了挂爆竹，就开业了。

小饭馆的设施虽然简陋，但很洁净、文雅。墙上挂的都是画家们的画。跑堂的都是些文化人，都很朴实热情，加之他们以经济实惠为宗旨，吃一顿简便的饭，只需要一毛钱；一盘熘炒，也是一毛钱。薄利多销，顾客盈门，普通市民都愿意到这里就餐，一时生意兴隆。

官场上求职 有喜也有悲

如果说一些名人和百姓，为了生计可以卖字、开饭馆，那么官场的人们求职是啥样呢？杜聿明作为堂堂的国军将领，当年曾拒绝其从弟杜聿功的求职请求。据《三秦轶事》载：1935年，杜聿明任国军二十五师副师长时，其从弟杜聿功没有工作，就写信请他给谋份差事，结果杜聿明拒绝了。他在给杜聿功的回信中说：“为伊设想已久，皆觉无适当工作，因外面做事，非文必武，此二者又非伊之长，虽欲力为亦无门可告，故再四思之实觉为之难也。”

哥哥是高官谋职都靠不上，那么自己去跑官的有效果吗？据《两浙轶事》载：抗战初期，原浙江省军管区国民军训处少将处长王梦，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也是蒋介石的嫡系门生。

1939年春，王梦获知蒋介石将对人事有所调整，便想去竞逐中将军长，特将处长职务暂交与别人代理，自己乘车由浙江金华出发，星夜兼程赶往重庆，谁知车行至湖南境内时发生了车祸，虽然命捡回来了，可是却为此住了半年的医院。这时重庆人事调整已告结束，王梦再回到金华时他的位置已被他人取代，王梦的升官美梦就此终结。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