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1911~1945）一直是个话题争议比较多的历史时期。那个时代时局动荡，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社会背景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性情中人。他们嬉笑怒骂、装疯卖傻，直陈时弊、汪洋恣肆，道出了世间的情，活成了真正的“我”，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现象。
《原来如此》《细说民国大文人》《图说民国百年》《解放战争》《抗日正面战场》等书籍将民国时期（其实有的故事比民国建立的1911年还要稍早些）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以病理分析学上切片的方式呈现到读者面前。尽管这几本书有的具有编排粗糙、内容重复、缺乏文采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这些视角可以纠正或者充实对这些民国人物的认识。这些视角避开了镁光灯的光芒，将他们的长袍马褂、西装革履直接脱去，将他们在主席台下、饭桌前乃至卧室、浴池里的率性表现展现给读者，让人感觉除了教科书上那些干巴巴的“人物鉴定”外，他们显得更有趣、率真、可爱。
□有只羊
先说慈禧。慈禧要过六十大寿，当时大清国内外交困，不少大臣上奏，建议简办。慈禧发话：“谁要是让我一时不快乐，我就让他一世不快乐（怎么样，这话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没有人敢谏言，慈禧自然可以为所欲为。她将北洋水师计划购买英国产巡洋舰的钱用来庆寿，每日（我没有写错，您也没有看错，是每日，不是每月，更不是每年）花费四万两纹银，包括扩建圆明园，前后花费差不多亿两白银，其中挪用军费数千万两。慈禧拆了东墙补西墙，再也没有钱买军舰。日本明治天皇看到大清政府无力购买此舰，趁机动员国民捐钱，皇后甚至卖掉戒指支持。后来在甲午海战中给北洋海军造成重创的正是这艘大清政府订购过但没有买、日本政府意外得到的巡洋舰，日本人给它取名叫吉野。到慈禧七十大寿，国学大儒章太炎给她写了一副对联，流传至今：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慈禧逃命到西安，即古代的长安，名曰西狩）。
再说鲁迅。新文化运动，他是领军人物之一。对于传统儒学和历史之于西方世界的态度，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端倪。他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还说，“汉字不死，中国必亡。”真知灼见还是极端思维，自有读者评判。他早年弃医从文，自述是因为对国人“怒其不争”，到了晚年，他在病榻上立下遗嘱，其中一项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
曾国藩曾写过一首《爱民歌》。歌词是：“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是不是也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军队要打胜仗，首先需要纪律严明，古今道理是一样的。曾国藩有一爱好，就是给人写挽联，即便是活着的人也不放过。一次，友人汤鹏拜访，曾国藩正在写字，见到汤鹏来访，立即将字遮挡起来，汤鹏好奇，定要欣赏，原来是曾国藩给自己写的挽联。汤鹏一气之下，与曾国藩断交。
赵元任这个名字为很多人所不知，但王力、吕叔湘、朱德熙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是我国的语言学大家。赵元任是这些大家的老师，也就是“大家中的大家”，被称为我国的语言学之父，上世纪三十年代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人称“赵八哥”，足见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修为。据称他会33种方言，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多种外语。他每到一处，必定会认真研究当地的语言。从1922年到1948年，他发表语言学专著达14种，在数学、哲学、物理、音乐、逻辑等多学科都有建树，是位文艺复兴式的“智者”。后人对他的兴趣，多集中在他语言学方面的造诣。传说他在法国演讲，听众说，你的法语比法国人说得好多了。在香港购物，店员只会粤语，不会国语，赵元任给他说国语，他听不懂，反而认为赵的国语不好，建议他买一盘赵元任的国语教学录音带学习。二战结束，赵元任来到柏林，因为他的德语特别是地方方言说得好，当地人把他当作柏林人：“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安回来了。”赵元任1982年病逝于美国，美国语言学界对他的评价是：在语言学方面，“赵先生永远不会错。”
章太炎人称章疯子，狂傲不羁。他去见时任总统的袁世凯，袁世凯避而不见。保安让他说明身份，他拿出信封大的名片，上书“章炳麟”三字（炳麟是其名，字太炎），并大声说：“谁不知道我？我就是在上海坐过三年牢的章神经。”袁世凯虽有些怕他，但还是称他“文圣人”。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警察让他填写个人情况，他写：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在他眼中，世上几乎没有完人，即便“国父”孙中山，他也照骂不误，但也仅限于他自己骂，别人如果附和他，他马上急眼：你是什么东西，孙中山是我国第一等的伟人，除了我，谁敢骂他？
章太炎学问深，也爱卖弄，喜欢用异体字、冷僻字。他有三个女儿，分别叫章㸚（音“里”）、章叕（音“桌”）、章㠭（音“展”）。三位千金到了婚配年龄还没有人上门提亲，原来都不知道她们叫什么。章太炎不得不设宴说明，教大家那三个字的读法，之后事情才有转机。
章太炎喜写对联，一位姓王的暴发户找章太炎题写对联，他推脱不过，写下一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暴发户很是得意，路人都暗笑：上联无“八”字，暗示“王（忘）八”，下联缺“耻”字，寓意暴发户无耻。
黄侃是章太炎的高足，也是知名的汉学家。他没有一本专著问世，但他阅读、批注过的《十三经》《二十四史》都经出版社整理出版，可见其学术价值。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到场祝贺，并赠黄侃一副贺联：“韦编三绝今知名（按照孔子说的，五十岁是知天命之年，称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结果，黄侃当年酒后暴毙。后人检点章太炎的对联，发现里边竟然暗含着“绝命书”三个字或者“绝命好书”四个字。前者是老师对学生年龄的判断，预示着黄侃活不过五十岁，一语成谶。后者则可理解为老师对学生才学的期望：即便是学生死了，他留下的学术成果如手批之类也是“好书”。无论怎样解释，终寿五十岁的意思没有变化。可惜的是黄侃曾经立有誓言，不到五十岁不出书，结果刚到五十岁就没了。这就是黄侃没有专著存世的原因。在章太炎的一生中，给黄侃写“绝命书”还不算最精彩的，他的点睛之笔是生前给自己写“章太炎之墓”。1955年浙江省政府给他迁葬，墓碑上就是用他自己题的字。
在做学问上，黄侃是成功者，但在做人上，则是另一副模样，其性情之暴戾反复和不可理喻非常人所能理解。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他住在姓吴的朋友家，期间幼子病逝，他迁怒于房子，认为是凶宅，将房间内遍写“鬼”字。朋友生气，和他理论，他却反驳：“再说？你先赔我儿子。”别说黄侃儿子的死和房东没有关系，即使有关系，朋友真赔他个儿子，不知他是否愿意？
黄侃与章太炎的认识源于在日本求学时。一天晚上，住楼上的黄侃内急，站在楼上向楼下“造瀑布”。楼下租客不愿享受这免费的“淋浴”，出门与之理论。一番争论，互报家门。黄侃得知对方乃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倒头便拜，于是结成师生之谊。还是这个黄侃，经济学家马寅初拜访他，和他谈《说文解字》，他不屑一顾：你还是弄你的经济吧。小学（即古文字学），给你说了你也不懂。要知道，那时候马寅初已经是经济学大家，受此揶揄，心情可想而知。
黄侃教学喜欢“拿大堂”。他有“三不教”，即刮风不教课，下雨不教课，不高兴的时候不教课。学生反映，前两项都好把握，看天气即可，就是后一项太难，因为不知道他啥时候不高兴。黄侃不光喜欢“拿大堂”，还是个好吃嘴。如果他想吃什么，往往课讲到关键处，“且听下回分解”，那意思就是让学生们请他撮一顿。
在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里，胡适是新文化的代表，黄侃是守旧派的代表。黄侃把胡适当作死对头。针对文言文好还是现代文好，黄侃不服气，找胡适理论：“假如说你太太死了，你家人得给你说，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吧。如果用文言文，只需要四个字：妻丧速归。”——这是打比方还是咒人家？胡适说现代京剧太落伍，一根鞭子就代表千军万马不合适，应该用真人真马。黄侃反讽：那要是演《武松打虎》怎么办？胡适写过《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可惜出版时都是上半部，结果遭到黄侃调侃，说胡适是著作监：监即太监。太监，只有上部，没有下部。
蒋介石的学历是早年留学日本陆官学校，后来有人考证，日本根本没有这个学校，只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当于我国的陆军军官学校，而且还有很多当时该校毕业的学生证明。看来，假学历并非自今日始。
抗战时期，蒋介石到中原督军，责问韩复榘丢失山东之罪。韩复榘反讥：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本来以为蒋介石会彼此彼此，就此打住，不料蒋接着说：我现在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想想也是。蒋总统问山东的事，你韩复榘偏说南京的事，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啥？南京丢不丢，是你韩复榘要问的？
马寅初评论蒋介石，说蒋介石的光头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是真空的，外面什么东西都进不去。这好像就是一道多解题。你可以理解为蒋介石故步自封、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也可以理解为他洁身自好、有主见，不受外界影响，当时的拥蒋派和倒蒋派据此都各得其所。1939年11月，日军轰炸浙江奉化，蒋介石前妻、蒋经国生母毛福梅被炸死。蒋经国闻讯，痛哭难眠，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刻石留念。蒋介石为不让日本人揣度其心机，秘密发丧。蒋氏父子此时抗日之决心，非常人所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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