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只羊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学问十分了得，《上古音韵表》就出自他手。翁同龢生理上有特点：面相似关公，是个美髯公，两乳头上长有几根长毛。本来这是长寿之福相，但师生相见，本来该传道授业解惑的时候，光绪一手拽着老师的胡子，一手伸进衣服内薅着老师乳头上的长毛，两手做拉力赛的游戏。老师没有老师样，学生没有学生样；皇帝不像皇帝，大臣不像大臣。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师生关系倒挺和谐。

有人说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卖国贼，顺便就说他不学无术。事实上，他有很深的国学功底。自他当上民国大总统，就开始提倡尊孔。1913年，他还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祭孔。1914年，他亲率文武百官到文庙祭孔，将孔子及其儒家地位抬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袁世凯很“会来事”。慈禧被八国联军赶出故宫，逃到西安躲了一段。后来要回北京城，袁世凯就为慈禧专门定做了一辆豪华火车，让老娘们风风光光地回銮。后来这辆专列又被慈禧转送给孙中山。再后来，还是这辆车，又成为东北王张作霖的专车，张作霖就是坐着这辆车被日本人给炸死在了皇姑屯。

梁启超也是民国大儒，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少年中国说》脍炙人口，是新文体的代表。早年他与老师康有为的“康梁变法”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他首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提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的观点。他的名言“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被无数的后人援引演绎。许纪霖评价，“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而《新民说》正出自梁启超之手。《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梁启超的介绍，分见于《中国历史》《宗教》《社会学》《农业》等十多个卷本。他的作品收纳于《饮冰室合集》，总计达到148卷，1400万字之多。

梁启超做学问的轶事之一是给蒋百里的作品写序言。蒋百里写了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想让他写篇序言，梁启超下笔如有神助，挥笔而就八万余字，比蒋的著作还长。蒋哭笑不得，只得劝他独立出版，自己反过来给他的书写了篇序言。这本书就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下笔万言，说话也毫不含糊，口无遮拦。他的学生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请他主婚。因为二人都是再婚，梁启超在婚礼上说，“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过来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梁启超17岁中举，学问过人，其中一个比较传奇的故事是关于他学习日语。有人说他在东渡日本的轮船上一个星期学会了日语，有人说他一夜通。他自己说，学日本语（说日本话）者一年可成，学日本文（书写日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

梁启超治学有方，教子更是十分了得。他九个子女其中三位是院士。这就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和火箭专家梁思礼。梁启超评价自己是“中国不可少之一人”，网络学者徐绥之在中国百年百人排行榜上称他为“20世纪中国第一人”。

抗战初期，各种论调纷纷登场，有主降的、有主战的，有主张调停的、有期待日本良心发现的。这时候，爱国华侨陈嘉庚向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一句话胜过千军万马。

1935年，何香凝为动员蒋介石抗日，特意给他寄去一条自己穿的裙子，并赋诗一首。其中一句是：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一个举动胜过千言万语的规劝。

抗战期间，白崇禧聘请翻译家乔大状做参议。一天，白崇禧看乔大状的文稿，随便改了几个字，乔大状大烦：你改我的文稿，我改你的作战计划，行吗？结果，弄得白崇禧尴尬无常。乔大状尽管是端人饭碗，并不看主人脸色，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代表清国与列强谈判，忍辱签下多个不平等条约，被国人骂为卖国贼。李鸿章一肚子冤屈无处发泄。一次，乘船在日本换乘，李鸿章坚持不踏日本国土一步，以此明志。结果，工作人员只好在两条船之间搭条木板，让李鸿章涉险上船。

陈寅恪博学多才，被称为活字典、教授中的教授、大师中的大师。学生季羡林回忆他会的外语数量是“泛滥无涯”，不光是大的语种如英文、德文、俄文、日文等，就连藏文、蒙古文、朝鲜文等这些小语种文字也会，连吐火罗文、西夏文、突厥回鹘文、波斯文这些早已“死去”的文字也会。有人从他的藏书判断他至少会十六七种文字，但他在西南联大的履历表上填写的却很简单：研究专业范围，中国中古文史之学；懂何种外语，德语。

他倡导为人治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后世学人治学圭臬。

1949年，毛泽东访问斯大林，斯大林突然问起陈寅恪的情况。原来，斯大林在其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多处引用陈寅恪的资料，从陈先生处收益良多。

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梁启超老实介绍，说他没有学历、没有学位、没有著作。曹云祥感到为难，梁启超说，我梁某没有博士学位，但著作等身。可我不如陈先生寥寥几百字的价值。结果曹校长顺利录用陈寅恪。

傅斯年评价陈寅恪“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33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请教奥地利学者，该学者让他请教德国的某教授，这位教授推荐让他找陈寅恪，问题最终在陈寅恪处得到解决。日本轰炸重庆期间，西南联大师生跑空袭，学生要搀扶教授刘文典，刘文典指示学生去掩护陈寅恪，还说“保护国粹要紧”。

新闻界老前辈王芸生在1941年到1949年间主笔《大公报》。1947年时，《大公报》记者唐振强因言获罪，被国民党特务抓去。王给上海市市长吴国祯下“电话通牒”：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一位新闻人不畏权贵、捍卫真理的铮铮铁骨让人感佩。

光绪和宣统，大清国的最后两位皇帝，在任上没有干多少活，但他们各有一件事给国民印象很深，这就是光绪皇帝在忍辱签订《辛丑条约》后颁布的《罪己诏》，和宣统皇帝被冯玉祥赶出宫后下达的《退位诏书》。

民国初期，清华大学因为有胡适、蔡元培和陈独秀三位学者而闻名，胡适总结为“清华园里跑着三只兔子”。因为他们三个中，蔡元培是丁卯年出生、陈独秀是己卯年出生，胡适自己是辛卯年出生，三位的属相都属兔。

教科书上说詹天佑修建了京张铁路，还是火车自动挂钩的发明人，但他活着的时候从没有这样说过，他一直坚持说所谓的“詹氏挂钩”是一位美国人发明的。不剽窃别人的成果，也不掠人之美。詹天佑不光是个科学家，还是个“人物”。

2016年8月8日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