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在雅典筹备时，国际奥委会就向中国发出了邀请，但当时的清政府对奥运会缺乏了解，未予回应。此后，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体育事业发展迟缓。直到1922年，体育界名流王正廷成为进入国际奥委会中的第一个中国人；1928年，国民政府派出从事体育事业的宋如海为观察员，前往阿姆斯特丹考察第九届奥运会；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当时属于民间组织）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由此开始。

刘长春代表中国 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洛杉矶开幕之前，国际奥委会成员王正廷向南京政府教育部呈送了参赛报告书。当时当局正全力“剿共”，以“时间仓促，准备不及”为由推脱，宣布不参加当年的奥运会。

此时东北的伪“满洲国”政权刚刚建立，奥运会前夕，有传言称伪“满洲国”竟在日本支持下，准备派两名东北运动员刘长春和于希渭，以“满洲国”的名义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国内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刘长春是辽宁大连人，当时是东北大学体育专科学生，也是全国短跑纪录的保持者。得知这一消息后，人在北平的刘长春大为震惊，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伪报所传，纯属虚构……”

为粉碎日满阴谋，王正廷、张伯岑和时任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的郝更生等人建议，让两名体育健儿代表中国参加本届奥运会。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最终决定，派刘长春、于希渭作为运动员，东北大学教师宋君复为教练员，体育界著名人士沈嗣良为领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

张学良当时是东北大学校长，非常欣赏刘长春的举动，在1932年7月1日举行的东北大学毕业典礼上，张学良宣布捐赠8000银圆给应届毕业生刘长春和于希渭以参加奥运会。于希渭受到日本方面的阻挠无法入关，最后只能称病在家。

7月8日，刘长春等三人在上海启程，上海各界数千人顶着烈日来到码头为他送行。在海上颠簸了20多天后，三人在7月29日抵达洛杉矶。在第十届奥运会开幕式上，刘长春执国旗，沈嗣良、宋君复和当时在洛杉矶的三位华人，六人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场。

抵达洛杉矶第三天刘长春就参加了100米预赛，两天后又参加200米预赛。由于旅途劳累，体力尚未恢复，都没发挥出他在国内的最高水平，预赛即被淘汰，400米预赛也因体力不支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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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竿跳运动员比赛时连竹竿都没有配备

四年之后的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当时中德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当局希望借奥运会进一步拉近两国的关系，因此国民政府审核通过了代表团的参赛经费，还同意提前拨款用于赛前的筹备和训练。中国最终派出了一支百余人的代表团，规模庞大，其中运动员69名（包括女运动员两名），参加篮球、足球、游泳、田径等七个项目的比赛。

眼看着奥运会的日期越来越近，但国内形势并不稳定，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运动员无法启程前往柏林。当时的足球队队长李惠堂提出，可以带着球员们沿途进行比赛，获得比赛经费，直到抵达柏林。足球队向印尼华侨借了启程的资金，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乘船去西贡、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最后还到达了缅甸和印度。

为了节省每一分钱，足球队乘坐最便宜的船，吃实惠管饱的饭，住最廉价的旅馆，行李全部自己搬，有时全员挤在一个大房间里，床不够住就打地铺。为了拿到钱，每场都要赢，主力队员场场上阵，即使有小伤小病也都坚持下来。为了防止主办方作弊影响门票收入，除上场的11位球员外，所有成员都去场地各入口“监票”。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支足球队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全部24场比赛未尝败绩，取得了21胜3平的成绩。最终，球队拿到了20多万港币的收入，顾及还有一些因没有旅费而滞留上海无法出发的队伍，汇去十多万港币给体育协会。虽然最终在奥运赛场上0比2不敌英国队，却在亚洲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代表团从上海出发坐船到意大利，再转火车，辗转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柏林。由于条件不好，在海上旅程中，不少运动员晕船呕吐长达20多天，到达柏林后休息不到一周就开始参加比赛，大部分运动员都没能发挥出正常水平，比赛结果不理想。即便如此，中国第一支参加奥运会比赛的男子篮球队竟然以大比分战胜了当时欧洲的著名强队法国队，成为那届奥运会上爆出的一个大冷门。

来自上海的运动员符保卢，他是全国跳高纪录保持者，在奥运会的撑竿跳比赛中进入了复赛。但是由于代表团的疏忽，他竟然连一根竹竿都没有配备，每次试跳前都要向日本选手借一根长度仅为4.15米的旧竹竿。最终他也败下阵来，中国军团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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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粮食，他们才凑够回国的机票钱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1940年和1944年的奥运会都没能如期举办。1948年，第十四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此时国民政府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根本不愿再花大力气参加奥运会，因此中国代表团申请的5万美元经费几经拖延，最后只批了一半。没有办法，中国代表团只好压缩人员，只遴选了33名运动员参赛，又派出足球队再去“化缘”，同时让团员携带生活用品，以减少开支。

当时的伦敦还没有从“二战”的创伤中走出，物资匮乏，物价也比国内要贵得多，中国代表团无奈从国内带去大米、蔬菜、榨菜、腐乳、酱菜等生活必需品。到达伦敦后本已入住奥运村，但考虑到食宿费用太高，中国代表队全员搬入伦敦一所小学中，把教室当宿舍。伙食标准非常低，运动员每天运动量很大，篮球等项目的运动员个个人高马大，几乎餐餐都吃不饱，严重影响了训练和比赛。

在这次奥运会中，中国代表队依旧与奖牌无缘。

比赛结束后，由于经费不够，代表团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来买机票。团长王正廷为了机票费，向伦敦中国银行经理协商，想由大使馆出面担保向伦敦中国银行借款，先把代表团送回国内，他自己留在伦敦，等政府拨款到之后再离开。但大使馆知道当时政府已无力支付款项，不愿出面担保，使得王正廷和代表团陷入巨大的窘境中。最后，王正廷向孔祥熙求援，孔祥熙汇款3000美元，加上四处借来的钱，又把剩下的粮食卖掉，代表团才凑够回国的机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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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华侨自费参赛 聋哑人错失奖牌

第十四届奥运会我国代表团虽然未能斩获奖牌，但其中两位运动员却很值得一提——自费参赛的荷兰华侨、自行车运动员何浩华和聋哑长跑选手楼文敖。

何浩华是居住在荷兰的华侨，知名的自行车运动员，19岁时就曾代表中国参加柏林第十二届奥运会。因为他不会说中国话，还曾有传言称他的运动员资格受到质疑，最后证实他的确是中国籍（华侨双重国籍在当时是常态）。1948年他自费报名代表中国参加第14届奥运会中的自行车项目，从荷兰赶到伦敦，想要为祖国争夺荣誉。比赛中他一路领先，在接近终点时却与比利时运动员相撞，关节和锁骨受伤，泪洒赛场。

代表团和大使馆认为他是自费运动员，竟对他不闻不问。这位爱国华侨哭着打电话给身居荷兰的妻子，他妻子赶来伦敦后才把他送进医院治疗。在奥运史的官方记载上留有“华侨自行车选手何浩华在1000米争先赛中因摔伤而落选”一句。

楼文敖是聋哑人，但当时没有残奥会，而且楼文敖是当时全国万米纪录保持者，在参加第14届奥运会前还曾多次赴美参赛，如果发挥出最高水平的话，很可能获得一枚奖牌。思来想去，代表团还是让他参加了奥运会。

万米比赛时，由于聋哑，楼文敖完全没听到在起跑线前集合的指令，所幸在教练的提醒下，楼文敖才得以赶上1万米的比赛。因为他被寄予厚望，比赛前教练特意从伦敦买了一双国内少见的钉鞋，但是平时只穿惯胶底运动鞋的楼文敖不能立刻适应钉鞋，起初还很顺利，比赛过半程后，新换上的钉鞋出了问题，一颗鞋钉从鞋底顶了出来，不偏不倚地顶在楼文敖脚下的支撑点上。疼痛使楼文敖不得不减慢脚步，后面的选手一个个赶超了过去，他却无法再次加速，终于最后一个到达终点，而此时他的脚下已经血迹斑斑。

有了一万米比赛的教训，为了接下来的马拉松比赛，全队上下开始为楼文敖寻找合适的跑鞋。但战后的伦敦一片萧条，想在当地临时购买已来不及，而寻遍全队，又只找到薄底的跑鞋。

注定要失败的楼文敖只好穿着不合适的跑鞋加入了马拉松比赛。比赛过程中他一度排在第二位，但伦敦高低不平的道路以及脚底磨起的血泡，让这位聋哑人吃尽苦头，慢慢地，脚步由快至慢，最后竟沉重得无法抬起。比赛结束后，当代表团成员找到楼文敖时，楼文敖是被收容车拉回了体育场。看到熟悉的人，他一边哭一边将脱下来的跑鞋用力地砸向地面。

据《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