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神话”让她被迫离开了故乡，在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度过了长达10多年的侨居生活。
2011年，她回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居住，继续“从所有时间的空气、空间和呼声中”收集小人物的故事。两年后，第五部作品《二手时间》出版，主要讲述苏联解体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感受。
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自己是在沿着心灵生活的足迹，书写一部情感的历史。40年来竖起耳朵，“不是为了收集恐怖故事，而是为了反思”。她拼尽全力去探寻一切的成因，战争到底是如何塑造着人性，每触及一寸黑暗就蜕一层皮。
自去年10月获得诺贝尔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去了12个国家巡回演讲和售书。当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时，明显已经疲惫极了。
偶尔，她也会流露出一丝失落。“我是非常喜欢倾听的，但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不得不更多地来说，所以我已经感到很疲倦了。”她望着挤爆了活动场地、在角落席地而坐的中国读者，“在每一个国家，实际上我都更想听一听你们怎么说，你们对现实的理解。”
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喜欢社交。去年冬天，她的出版商们为她在柏林举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请给这位女士一杯绿茶，她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阿列克谢耶维奇只是人群中淡淡微笑的那一个。
如今，她终于如愿以偿，把居住了几十年的两居室房子换成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而且依然面对着她喜欢的家乡斯维斯洛奇河，阳光也可以照进来。
“如果一个人懂得爱，就值得去找他（她）。”在这条河流的陪伴下，新的故事正在采访和书写：关于爱和年华老去，这两个话题依然是那“一”个：关于人。
综合《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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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历史的巨大耳朵
阿列克谢耶维奇，很多人知道她，是因为她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她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中，她是倾听了千万个人哀痛的人。
在过去40年里，这位白俄罗斯女作家一直在聆听。从经历了卫国战争的苏联女兵到幸存的儿童，从阿富汗战争中的年轻士兵到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幸存者，从苏联解体的红场游行者到白俄罗斯反对总统选举的人们……数千人的声音，被她装进“越来越大”的耳朵，又写到书里。她的书中，没有宏大叙事，没有中心人物，也没有主观分析，只能听见“人类的声音自己说话”。
近日，她到访中国的消息一经发布，读者就像“抢过年的火车票似的”预订她见面会的座位，专访行程被各大媒体预订一空。
“从普通人的诉说中，听到历史省略的部分”
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生于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暨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
那是村子里几乎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的年代。男人大多战死在他乡，得以回到家中者身心难全，酗酒度日。听家里人尤其听村子里的老人回忆战争，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童年；老人们的歌唱如泣如诉，是她童年的声音。
从那时起，阿列克谢耶维奇开始对老人的讲述产生了兴趣，“5岁时，我知道我想成为一个作家。”许多年后，当她面对一位位年长她许多的采访对象按下录音键，熟悉的倾吐节奏暗合了她身体深处的脉动，让她如回童年。
“我喜欢人类的交谈，我喜欢孤单的人声。”几十年后，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自己“以耳朵的形式存在”。
当她开始为第一本书《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收集材料时，她想要寻找的就是与童年村中女人的战争记忆相似的故事。彼时，二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经数以千计。不过，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
“我对他们杀了多少人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一个女人的感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近郊，一幢周围长满茉莉花的旧楼房为阿列克谢耶维奇重新打开了战争的大门，那儿住着她采访的第一个人——一位在二战中击毙过75个敌军的女狙击手。
在喝茶、聊发型、探讨食谱中度过最初的一段时间后，年迈的妇人突然开始用与先前口中的“官方版本”截然不同的语言讲述内心最深处的回忆。
“割掉胳膊或者大腿，开始根本不见血……只有白净净的肉，过一会儿才涌出血来。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切鸡肉，特别是看一眼白鸡肉，我的嘴里就会涌出一股咸津津的味儿来……”
这些充斥着恐怖和绝望的悲剧，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喧嚣声中，从无立锥之地。
阿列克谢耶维奇意识到，从普通人的诉说中，她听到了“被压制成铁板一块的”历史所省略或者不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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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喜欢神话，我正好要拆解神话”
“如果说一个人是一粒沙子，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历史”，一个个渺小个体讲述的故事，使得大历史在无形中也得以窥见。对于这些时间洪流中的沙砾，阿列克谢耶维奇倍加珍惜。
20世纪80年代，当她开始记录自己耳中听到的话语时，她觉得需要保存下对方的每一个词。甚至，她连每一个停顿也不愿漏掉，文本里时不时打括号标注上“沉默”“哭泣”。
她借了500卢布买下一台录音机，那大约是她3个月的工资。她常常和访谈对象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甚至整天，而对于被她称作“支柱”的人，她可能聊上20次，“就像绘制肖像那样，不断地回过头，添上一笔”。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自己变成了一只“越来越巨大的耳朵”，从大街上到火车里，处处倾听。
第一本书耗时7年，她行走了上万公里，进行500多次采访，磁带录了几千米长。打印出来的录音记录堆积如山，她收录了五分之一的采访，从每份上百页的记录中提炼出10页内容。
有时候，她听到的内容“真实得可怕”，让她简直想忘记它们，回到无知的状态。
“在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在这一句苍白的新闻背后，消防队员怀着身孕的妻子赶往莫斯科的医院，不顾一切地想要扑向受伤丈夫的怀抱。医生和护士拦下她的亲吻和拥抱，他们说，他“已经不是人了，他是一个核子反应堆”。
这位遗孀的口述被放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的开篇，被阿列克谢耶维奇称为“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
在阿富汗，她亲眼看到苏联的“冰雹”将无辜的村庄夷为平地，被炸没了双臂的小男孩用牙齿接过她送的玩具熊。在这部《锌皮娃娃兵》里，她记录了苏联士兵在阿富汗战场上被扭曲了人性。这本在1989年出版的书让她多次被告上法庭。
“我应该捍卫什么呢？”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法庭上反问，“我没有杜撰，没有臆造，我写作和记录现代的、正在发生的故事，记录活生生的声音，活生生的命运。”
那不是她第一次上法庭，也不是最后一次。她的第一本书被删减后才得以出版，而关于切尔诺贝利的那本书至今都被白俄罗斯归为禁书。“他们喜欢神话，我正好要拆解神话。” 在交流活动上，这个矮胖老太太说起自己与当局的对抗，观众席爆发出强有力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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