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古代的文豪大咖们开通了微信，会在朋友圈分享点儿什么？是让自己的日常交游刷屏，还是晒晒自己写的文章，或是因仕途不顺深夜刷屏表示“睡不着”？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时代不同，介质不同，不过很多东西是不变的。今天，我们便通过三部作品《汉代的星空》《唐朝入仕生存指南》《从陈桥到厓山》来看看汉、唐、宋古代大咖们是如何玩转朋友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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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最耀眼的17个“星座”

按照时间顺序，先说汉代。历史学者孟祥才教授在《汉代的星空》一书中，分析了汉代十余个重要人物的命运，人物选得很有意思：包括三个皇帝刘邦、王莽、刘秀；六个将相萧何、张良、曹参、公孙弘、马援、诸葛亮；一个太子刘据；三个皇后嫔妃吕后和赵飞燕姐妹；四个文人学士代表司马迁、刘歆、班固、孔融。

孟祥才现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先秦秦汉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表示，本书收录的十六篇文章，是从他以前发表的文章中选取的。研究历史人物，历史学家总是面对一个永恒的困惑：是时势造就人的命运，还是人的行为举措造就历史的走向？其实，历史是人的活动造成的，时势与人的关系是矛盾互动、合二而一的。

同是创业帝王，没有秦朝统治崩溃、义军蜂起的局面，刘邦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个流氓亭长。没有新朝末年的天下大乱，太学生刘秀的官位充其量也就是他垂涎三尺的执金吾而已。时势不是人们能够选择的，但个人的主观努力却是自己可以肆意发挥的。既顺应时代潮流，具有一流智商，又充分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人物，是时代和自己造就的英雄；违背时代潮流，又充分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人物，就以悲剧的角色成为英雄的反衬。

司马迁、刘歆、班固在史学、文献学领域充分展示自己的大智慧，创造了别人不可企及的辉煌。同样，刘歆、班固追求官场的富贵利禄，在展现个人短板的同时也将自己送上不归路。而作为狂士的孔融，与他特别赏识的祢衡一样，由于将自己的狂才发挥到了不该发挥的官场，结果只能在付出生命的代价后给历史留下永恒的叹息。这些人物性格迥异，结局之不同犹如天壤，历史评价更是聚讼纷纭，充分显示了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复杂性。然而，不管从什么角度看，这些人都是汉代四百多年历史天幕上发出独异光芒的耀眼的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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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21位文豪的日常交游

要说我国古代哪个朝代才子最多，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唐朝。不过，《唐朝入仕生存指南》一书谈的可不是什么“风花雪月”、“花鸟虫鱼”的“雅事”，而是直接整了一本最俗的东西，作者石继航“从抽屉里拿出算盘”，八卦唐代才子的人脉和仕途，全景再现他们的“朋友圈”。

石继航，笔名江湖夜雨，诗词鉴赏类畅销书作者，CCTV4《中华情》诗意系列特邀撰稿人及文学顾问，河北卫视大型文化类季播节目《中华好诗词》第三季冠军。他选取了唐朝最具代表性的21位文豪，着眼于他们的人生历程和日常交游，对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及跌宕起伏的仕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石继航将扎实深厚的唐代文学和史学知识，贯穿到轻松幽默的时尚文字中，还原出全景和另类的唐代诗人的“圆雕”形象，讲述大唐才子诗酒年华浮世清欢背后的人性倾轧和个人仕途。撕开圣贤面具，进入历史深处。

石继航说，现下很多的诗词解析者，用浮艳唯美的辞藻，将唐代诗人们写得好似生活在澄清的水晶世界中，似乎他们整日里就是寻梅踏雪、拂云逐月，说不尽的诗酒年华，享不完的浮世清欢。其实，当年那些在文坛上熠熠生辉的唐代诗人们，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无一不为俗事所困扰。要知道在唐代，没有一官半职的白衣平民，必须服兵役和徭役，就连张志和那样清高的隐士，也曾被县官捉去，塞上一把铁锹，逼他干活。而《石壕吏》中，捕吏再凶恶，也不能捉了杜甫抵数，正是因为杜甫大小是个朝廷命官。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这是愁病相煎的卢照邻孤独的写照。“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这是酒酣耳热时杜子美愤懑的倾吐。“青袍今已误儒生”！读了这么多书，还不如斗鸡儿、百夫长这等人活得惬意自在，这是无数唐代才子的共同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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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美化是对宋代的误读

最后，我们通过虞云国教授的最新力作《从陈桥到厓山》来说说真实的宋朝。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虞云国是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他的《细说宋朝》一书是在宋史领域颇有影响的大众读物，而在《从陈桥到厓山》中，虞云国以兼具历史学家的专业眼光与人文学者的生动文笔，再说宋朝。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宋朝？虞云国认为，宋朝立国年代长，史料存世数量大，未经全面占有，缺乏深入研究，仅凭个别记载，便下全局判断，难免会出现失误。最常见的就是过度美化宋朝。先说社会经济。有误读者将宋朝说成农民“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显然未能细读描绘农民疾苦的大量诗文。宋朝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虽有改善，但官府代表国家对其控制与盘剥并未放松；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与生产关系的松绑，他们的生活在总体水平上尽管比前代有所提高，但不能将宋朝绝对美化成“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

再说士风名节。新儒学确有砥砺人心之功，也作育出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样的力量，但士风从来随政风互动。在良好政风下，例如北宋庆历、嘉祐时，士风相对振作，操守自然高扬。政局一旦污浊，虽仍有少数士大夫不为所屈，独秉操守，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士风败坏，斯文扫地，足见笼统断言宋朝是“君子时代”，无疑也是误读。

虞云国自称在“文章里融入那么一点新意”，或探讨前贤未及的若干史事，或以新视角说旧事件，或匡正时人对宋代的误读，其主要目的都是展现宋朝兴亡成败的轨迹与启示，并流露出对现实的关切。据《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