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力
汪曾祺先生过世后这十来年中，他的书出了百余种。汪先生的创作，引起文学史注意的，在小说和戏剧，亦在其散文之中。散文里，游记一样包括在内，倒也占着不轻的分量。年老之时，他多走山水，身返家门，写下不少游记。以此种体式为限，遴择他的这部分作品，纂辑成书，大约只有《汪曾祺游记选集》这一本。
汪先生跟我讲过，有的刊物约稿，开口就说不要游记。游记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依我的推想，或许是某些游而记之的文章，没能写到理想的地步，扫了读者的兴，继而不入编者法眼也说不定。游记之体受了伤，可说城门鱼殃。依我的浅识，把旅途上的所得，用游记的形式表现，千百年来，中国文士早就做着这桩事，产生的篇章极为可观，显示着整体造就的不凡，足证它的文体价值绝不比别的种类低。今天的人切不可将这一独立的文类看轻了，更须给它一种新的生命。
近三十年前的夏天，应桂林文友之邀，我去参加首届漓江旅游文学笔会，在象鼻山下见到汪先生，还一同登船，游江至阳朔。回京后，汪先生写了一篇随笔，刊发在《北京文学》，那上面有他的一个专栏——《草木闲篇》。汪先生在文中讲：“离开广西时，曾想用文字捉住漓江之游的印象，枯坐多时，毫无办法……由此我想到游记其实是很难写的。‘状难状之景如在目前’，事实上很难办到。”游记不易着笔，汪先生深解其中味。这篇《从桂林山水说到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排在《汪曾祺游记选集》的最后，压了轴。
在这书里，《初访福建》和《初识楠溪江》我是熟悉的。二十多年前，我当副刊编辑，去汪先生家里取这两篇稿子，汪先生还找出好些近照，挑了合意的给我，配文发。汪先生的游记，是顺着游踪写下来的，摹景物、谈观感，夹叙夹议，较少抒情，即便有，亦极节制。新的途径他没去开拓，已有该走的路在心间伸着。笔法仍是古来的，又不拘挛格套，语词常能闪出现实的光。这样的文字一出，所唤起的反应，大略地说来，不妨归在一句话上：始觉明清小品和五四散文的风致犹在。照鲁迅的意思，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接过前人的经验，传下去，不使其死在过去里，当是汪先生的所愿。这跟他在《蒲桥集·自序》中表明的散文观恰能相合：不接受民族传统，就写不好一篇散文。《初访福建》里，他依着漳州、云霄、东山、厦门、福州、武夷山，逐地写来。眼观字句，我不光领受八闽的明秀风光，含咀途上的精妙识见，还能看出游程的大略。《初识楠溪江》里，九级瀑、石桅岩、苍坡村诸景，也是笔笔都到。后来我游楠溪江，屐痕所印，也大致不差。游踪不过是隐着的一条线，记历、绘景、说理、寄情，当为荦荦大端。仍是汪先生的想法：“其实看山看水看雨看月看桥看井，看的都是人生。否则就是一个地理学家、气象学家，不是散文家。”到了一个地方，作家写的东西，里面总要有诗。
在叙述之中夹入议论，汪先生写游记，时常是这样下笔的。
他叙得妙。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寺院实在太多，形制又相仿佛，写好了，真叫难。汪先生去云南武定狮子山，进了正续禅寺，瞧见建文帝塑像的照片，这位入山为僧的落难者，“仍作皇帝打扮，龙袍，戴着没有翅子的纱帽，端坐着，眼睛细长，胖乎乎的，腮帮子有点下坠。”每读到这里，我总想发笑。这几笔，真是“活”得不得了。泥塑木雕，须眉毕现，足传神意。调子又极风趣诙谐，甚至俏皮，如邻家老汉家常语，毫不矜持作态，可算难能手笔。一派天真作风，让散文的古址上开出新的花，可见他并未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换旁人，大概无此笔墨。“大雄宝殿东侧有一小院，院中有亭……据说建文帝生前就住在这亭子里。我们坐在帝王居里的矮凳上喝了一杯茶。亭前花木甚多，木香花花大如小儿拳。”这照例是述游，连绘景也融在里边了。掩卷，汪先生的脚步移向哪里自然明白，他的感思到了何方更是悟得出。空间转换着，视角变动着，他以随和的态度、淡泊的心境、清澄的墨水，描画过眼景物。他的文字是亲蔼的、平易的、省净的、雅洁的，是不被嗅出流俗气来的。沉入他的语句间，咏史怀人的深沉情味、飘逸散淡的盎然意兴，满心都是。
他议得深。《岳阳楼记》写到范仲淹，说他的那篇《记》里，“岳阳的景色是想象的，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却是久经考虑，出于胸臆的，真实的、深刻的。看来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思想。有了独特的思想，才能调动想象，才能把在别处所得到的印象概括集中起来”。此段话，只有像汪先生这种在梗涩世路上过来的文人，才会想得到，才会讲得出。到了《严子陵钓台》里，汪先生则认识到这位入世的范文正公也有出世的一面，“觉得这是范仲淹衡量读书人的两种尺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这两面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立功与隐逸，或者各偏于一面，也无不可”。这种“间发议论”，皆在行文恰当处。靠着慎思和明辨，吐露的新意义，尚能显出理性的光度。那番深刻的思致，断非寻常笔力之所能为。
这么一看，汪先生的笔路所向，实在是印证着自家见地：“散文总得有点见识，有点感慨，有点情致，有点幽默感。”无论在叙的方面，或议的方面，都绕不开思索与含味。真应了王国维的话：“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为使心灵和风景相通，汪先生总是着眼于人文内涵的，笔下一段段地架着人与景物之间的桥。我们正从这样的文句中，找出真率的性灵。
说来也巧，我家近旁有个书店，头几天我在那里看见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的《一草一木》，这是一册汪先生的散文集。跟别种选本相较，虽也篇章目次地那么排印，但有一件，编者的功夫下得更到家：在篇末标注写作和发表日期，报刊的名称也没落下，可说细谨不苟，尤其在研究者眼里，殊觉详备，所可厚非的遗却之疵是没有的。书中同样选录了《初访福建》和《初识楠溪江》，我瞅了一眼，标注得准。前些年，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徐强教授为撰著《汪曾祺年谱》，给我来函，提了几个跟汪先生创作相关的问题，希望我答复。有的虽属细事小行，对他也都是要紧的。上面两篇汪先生的游记，虽是经我手签发的，况且底稿还留在我这儿，好歹也算有一定之谱，却也生怕时日一长，未免记得糊涂。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检索旧报，将登载日期细心核对过的。
顺带说一点遗憾。汪先生认为自己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的抒情诗人，又入了老境，身临山水名胜，“总不免抚今追昔，产生历史的悲凉感”，记游摹景中，常以五七言近体律、绝诗述感。昔日我编发《初访福建》，文章末了有一联诗，其句本应是：“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汪先生见到报纸，有一天对我说，诗里那个“围”字，误印成“周”了，意思虽近，声调却差了。可知他对四声的安排极讲究。那会儿排版还靠拣铅字，可能是手民误植之故。一个字走了形，以后的书选了这一篇，全跟着错了。我也补救过一回。某年，佘树森先生在游记的名下编集《中国风景散文三百篇》，我把这篇《初访福建》荐给他，且有所留意，使讹舛在这书上除去了。
汪曾祺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