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芹
小时候，打开腊月的大门，年的味道便弥散在空气中，每一口呼吸，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岁月如流，几十年过去了。又到新年，童年的故乡，这时候家家户户都开始飘起蒸年馍的香味，书信大爷的“故事队”也该开始排练了。
蒸年馍
小时候，进入年关最隆重的事便是蒸年馍了。腊月廿三小年之后，各家陆陆续续就开始了。这可不像平时居家过日子一般蒸馒头，而是要蒸够吃一个正月的馒头，因为正月十五元宵节前是不兴再蒸的。那时，我们家是附近三五个村子出了名的大家庭，蒸年馍要两天才能完成。
我家习惯廿六蒸年馍，廿五晚上要发面。发面既是个力气活儿，又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要掌握好面的软硬度。廿五上午，家里就开始忙活了：要先从麦秸垛上拽来几箩筐麦秸堆在灶房，堆得齐我的腰；再从储物间里抬出平时不用的超大红瓦盆，刷干净，那瓦盆可容下我和弟弟跳到里面，我想我俩蹲在里面也不会拥挤；早几天就已经磨好的面粉也被抬过来放到椅子上。母亲、二婶、小姑她们把削好的几筐红薯切片、切条，最终切成红薯豆；把已经泡好的豇豆煮熟，摊在竹筐里晾上；盘好蒸菜包或肉包要用的馅儿；泡上买来的红枣。
晚饭后，主角二叔披挂上阵了！只见他褪掉棉袄袖子，连同棉袄被绳子捆在腰间，外面围上白围裙，毛线衣袖子也被高高捋起。母亲倒进盆里一些温水，二叔把“扎头”（已经发酵过的面团）放进去，弄碎。“噗噗噗”，雪白的面粉被倒进大瓦盆里半袋子，铺了半盆，二叔开始用力搅拌、揉搓。终于，面团成型了。母亲把热热的湿笼布盖在面团上，盖上锅盖。这个大瓦盆被母亲、二婶迅速抬进麦秸堆挖好的坑里，麦秸一直偎到大瓦盆颈部。过了一会儿，第二盆、第三盆也被放进麦秸里。母亲和二婶拿来两条棉被，严严实实盖在上面，真像在呵护着刚出生的娃娃。
第二天早饭后，蒸年馍的各项事宜就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家里的大案板和邻居家的案板被紧挨着摆在堂屋正中间。爷爷负责烧火，他把劈柴一根根一片片地放在灶膛里，风箱拉得呼呼响，火烧得旺旺的。二叔和三叔在里侧的案板上揉面团，母亲二婶小姑负责包豆包。这样的流水作业线十分有趣，我和弟弟、堂妹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哪怕被大人支使得团团转，也舍不得跑出去玩耍。
这样的不舍也真值得，母亲终于允许我也加入了。我心花怒放，连忙洗手。第一次摸到软软的面团，感觉特神圣，觉得自己也是大人了。学着大人的样儿，把面团捏成圆片，抓一把拌好的红薯豇豆，然后左手托底，右手从底部一点点往上聚拢面片，左手拇指还要默契地配合着把馅儿往下摁。终于，包好了，却“响蛋”（里面空气没全挤出来，蒸出来就会塌塌的）了。不气馁，重来！终于成功！我成为我们家最小的包馍能手。从此以后，我不仅自豪地年年加入蒸年馍的队伍，还被外派到人手不够的邻居家当援手呢！
端着摆满圆鼓鼓的豆包的锅排来到灶房，只见灶房里热气腾腾的，蒸汽、烟气把房间充满，几乎看不到爷爷了。若是馍馍蒸熟了，拿掉麦秸秆编成的蒸笼锅盖，人在灶房更是如腾云驾雾般。白花花的馍馍冒着热气，可爱地立在铺着笼布的蒸笼里。这时我们是不敢多嘴的，因为有太多忌讳，一不留神就会招来大人狠狠的一瞥。我们就忍着馋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大人把一屉一屉的馍馍端到堂屋，口朝下倒在用干净的箔和麦秸秆铺好的铺上；再默默地看着奶奶拿个冒热气的馍馍放到碗里，端着碗来到院子里，虔诚地念叨着：“老天爷，这是今年的新馍，请您先吃！”然后回到堂屋里，放到条几上，仍是念念有词，这次是在邀请我家的祖辈们享用了。这郑重的仪式结束，我们刷地一下跑过去，捧起一个，尽情地享受那新蒸馒头独有的香味了。
书信大爷的“故事队”
书信大爷比我父亲年龄稍大，据说早些年在剧团待过，吹拉弹唱都会，是我们村最活跃的艺术人才。每年新年临近，他就会组织起一支“故事队”开始排练。那喧天的锣鼓声在傍晚响起，把村里男女老少都吸引来了。
村子中间的十字路口就是他们的排练场。几面大鼓架在路边，几个壮小伙有节奏地敲着。跟着节奏出场的，一会儿是舞狮子的，一会儿是踩高跷的，一会儿是划旱船的，一会儿是骑毛驴的。书信大爷一忽儿是拿着绣球斗狮子的狮子郎，一忽儿是贴着夸张胡须划旱船的老大爷，一忽儿又成了穿着花衣骑毛驴的小媳妇。他惟妙惟肖的表演常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却常常在这此起彼伏的笑声中紧张着——书信大爷扮的船夫划着桨，旱船就随着“水波”起伏着往前走。我不敢看“坐”在旱船上穿着花衣服、包着花头巾的“花媳妇”。我仔细看过了，明明旱船很小，只容一个人坐，“花媳妇”两条腿直直地伸在小船上，两手抓着旱船两侧，稳稳地坐着，那船底下隐隐出现的来回跑动的两条腿，虽说有一圈布围着，还是被我看到了。那两条腿是谁的？怎么没有身子？我毛骨悚然，脊背上隐隐渗出了汗。后来，虽说知道了船上面伸着的是假腿，但仍害怕那腿，怎么可以那么逼真，还穿着小脚老太太的鞋子？
排练到正月十三，正月十四到十七，这支“故事队”就开始来回巡演——跑到县城、乡镇，或是别的村里。他们归来时，常常会带回一些收获——几封果子、几盒烟，或者一两瓶酒，“故事队”的成员们每人会分得一些。当然，分多分少，甚至分到分不到，他们都不会在乎的，洋溢在脸上的笑容，就是他们最大的收获。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村上的老人走了一茬又一茬——爷爷奶奶走了，书信大爷走了，还有好多好多熟悉的面孔也寻不到了。随他们去的，还有那浓得化不开的年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