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继红

春暖花开，陪老公回他的家乡源汇区问十乡宋庄村。汽车在一大片麦田里穿行。乡村公路蜿蜒曲折，像一根丝线把一颗颗珠子似的村庄串联在一起。在我看来，豫西平原所有的村庄都是一样的：冬小麦夏玉米，青砖蓝瓦，高大的白杨树，四四方方的院子。我分不清这个村庄和那个村庄到底有什么区别。可是老公却很兴奋，一踏上那片土地便滔滔不绝：这块地因为离村子最远，在村子里看就像看到了天边，所以叫“天边”；那块地因为有80亩，就叫“80亩地”；这块地叫“坡窑庄”，因为之前有一个窑厂；那块地叫“马沟沿儿”，因为地的走向沿着马沟……这些土得掉渣的地名一下子勾起了我的乡愁。我的家乡离老公的家乡很近，也在源汇区问十乡，叫宁庄。

我们村很小，因为村子里吴姓和宁姓人居多，所以最初叫“吴宁庄”，后来图省事干脆叫“宁庄”。这个名字太大众，有一年，我离家40年、在新疆定居的大伯母回来探亲，下了火车找不到路，一路走一路打听，居然被拉到了另一个叫“宁庄”的小村，辗转回家后，被我的几个婶娘打趣了好一阵子。

村子虽然很小，地却不少，是附近几个村人均土地最多的一个。据说，邻村望天和陶桥的两块土地都曾经是我们村的。那个时候望天还叫作“望天岗”，老人们的土话叫“望庭沟儿”，据说是因为这个村子地势比较高，王莽撵刘秀的时候，刘秀曾经登上最高处眺望来处和去处。我爷爷和太爷爷就长眠在望天的那块土地里，那曾经是我们队的土地。

村口有一方大池塘，是当初的窑厂。村民们就地取土托坯，点火烧窑。男人们赤着脚在撒了麦糠和碎麦秸的黄胶泥里踩泥和泥，女人们小蜜蜂一样来回搬运坯模，把半干的土坯翻面、竖起、通风，然后再把这些土坯放进窑里烧制。一代又一代的砖瓦窑匠人重复着这些看似琐碎却又举足轻重的活计。他们没有经过专门培训，只是师傅耳提面命口碑相传，却技艺精湛。所以，一个好的烧窑匠人和木工、泥水工一样，都是村里人尊敬的对象。我的爷爷是村庄最好的泥水匠，我父亲当兵之前是村子里最年轻最有前途的木匠，我的小叔叔是四里八村数得着的烧窑匠，并且因此娶到了我美丽的小婶婶。

村里的房子从土坯草房到青砖瓦房，再到后来的水泥预制板平房、楼房，托坯烧窑渐渐退出小村的历史。那曾经繁华热闹的砖窑成了一片荒地，托坯晾坯的地方成了一方小小的池塘。有时候我会站在池塘的一边向另一边眺望，但是只看见清澈的塘水泛着粼粼的波纹。

水塘的那一边还是村庄，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好像天上的星子，数也数不完。村子南边的村庄住着我的大姑和二姑。我曾坐在表姐三妞的自行车后座上去过一次二姑家，只记得走了好久的土路，屁股都坐麻了。村子西边的村庄住着我最好的朋友，她家后面的小河上有一座浮桥可以通到对岸。村庄东面的村庄住着我的大姨、姥姥、姥爷和舅舅，我妈妈的姑姑则住在更远的村庄。小河对岸住着我的干娘，我经常坐在父亲的自行车横梁上去走亲戚，回来的时候，微醺的父亲带着我从河埠口抄近路回家。万籁俱寂，夜色苍茫，只听得见村庄里此起彼伏的犬吠，和草丛里虫子的呜咽。看着满天的星光，嗅着父亲淡淡的带着酒气的呼吸，我觉得周围的一切是那么辽远和不真实。总担心喝了酒的父亲扶不稳车把，我们会从土堰上滑入河里，或者从高高的河堤上跌下河坡。可是这样的情况居然一次也没有发生。

我干娘家的村庄叫“黄李”，和她家一路之隔的那个村子叫“沈张”，依然是取姓而名。大人们土语都叫“沈着儿”，我那时候却一直觉得是“神张”，因为村口有一座土庙，庙里有泥塑的神像，神态庄严。沈张后面的村子叫“洼张”。附近的村庄还有白寺、皇寓、黄李、果树园、沙旱地、南埂、东洼……那些和我血脉相连的亲人们，曾经像一根藤、一棵树，在一个又一个村庄深处生老病死、繁衍生息。

如今，我和弟弟也都远离村庄和土地，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定居，我们曾经属于村庄，却又背离了村庄。那些土得掉渣的地名我再也没有机会叫起，那些写满了故事的村庄我再也不曾走进。

我生活的城市，很多人像我一样来自村庄。村庄的子民们像一条条小鱼，从村庄的小河里游出，潜藏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村庄里的小河：马沟、唐河、黑河……这些有名字没名字的水流流经一个又一个村庄、田野，最终都在城市交汇，注入沙河澧河，再浩浩荡荡奔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