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 玉

近日，来长沙出差的蔡先生乘坐出租车时，将手机落在车上。他联系司机，却被告知需要给100元才能送。他支付100元后拿回手机，但觉得不甘心，发帖曝光司机，指责司机并没有想象中好。司机则表示，自己开车需要赚钱，不可能无偿送手机，“我以为100元是我们说好的，他当时也并没有不愿意”。对于乘客丢失手机、司机收费送还的行为，司机所属的出租车公司表示并不默许，但司机收取相应油费是合理的。（据《潇湘晨报》）

失物送还被索要“跑腿费”，类似的故事并不新鲜。毋庸讳言，越来越多“拾金索酬”事件，多多少少颠覆了我们原本所接受的道德教育。置之于素来标榜拾金不昧的社会文化中，“无偿归还失物”几乎就是默认的义务。但时至今日，事情显然正在发生变化。

就最新这起个案中，司机师傅的做法并无明显不妥：首先，其送还手机的行为确实耗费了成本，比如说油钱、耽误生意所造成的损失等，这理当获得补偿；再说，“收取费用”也是事先告知、协商一致的，并不存在临时起意坐地起价的情况。司机所收的仅仅是成本价“跑腿费”而已，而不是“劳务报酬”或“额外好处”。如果非要说其做法存在瑕疵，那么也仅仅在于，送手机的行程“没有打表计费”这样的细节。

事后，愤愤不平的蔡先生吐槽：“司机太不够意思了”。可是试问，怎样才算“够意思”？萍水相逢的出租车司机，凭什么要“够意思”？就法律义务而言，物权法规定，拾得人有归还拾得物的义务。但“归还”绝不等同于“送还”，更不意味着“无偿送还”。从职业义务角度说，出租车司机也仅仅被要求“将乘客遗失物上交公司招领”，这里同样未曾要求其将遗失物送到失主手中。而从道德义务的维度来看，“拾金不昧”固然是基础的道德标准，可是“拾金送还”显然就是另一回事了。

民法通则明确，“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换而言之，就是“拾得人享有费用偿还请求权。”在本案中，这一法条天然适用，出租车司机理所当然应该收取费用。需要厘清的是，所谓的“费用偿还请求权”只是拾得人最基础的权利，这还显得很不够！国际上的立法惯例，通常还赋予了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可以预见的是，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今后也必然会就此加以确认和完善。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为个案定纷止争。

学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现行遗失物制度的道德色彩过于浓厚，将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以法律形式加以确认，致使关联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平衡，并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蔡先生的“不甘心”及“发帖吐槽”，正是这种“扭曲效应”最直观的体现——将过高的道德要求强加于人，却逃避自身最底线的责任义务，这种利己的、投机的人性恶习，绝对不应被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