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已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一代人永恒的记忆。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撰文回忆了他所亲历的改革开放之初，神州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代表团向最高层汇报

听者大呼“石破天惊”

现在的中国人，小学生假期出国游，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不可想象，40年前中国的大部分高干都未曾踏出过国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20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好考察学习。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20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

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产40万吨。而国内，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20年。

代表团6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11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农民赶集时将报纸

挂在扁担上当“护身符”

当中国十年冰冻的体制、停滞的生产力受到外来信息的吹拂时，一切守旧的思想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慢慢融化。责任制、承包、下海、商品经济等，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灵般地在人们身边徘徊，最后聚成了一个时代大潮。而一批时代的弄潮儿也就出现了。

1980年春，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还未撤销。梁衡到山西五台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采访一位奇人。他在“文革”前即考上清华大学，却因出身不好，被退回乡里务农。他却不改科研的初心，自学两门外语，研究养猪技术。公社猪场连年亏损。改革春风稍一吹动，他便带上自己的一个小存款折，推开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说：“我愿承包公社猪场，一年翻身。如若不能甘愿受罚。口说无凭，立个军令状，以此相押。”说罢将存折“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书记也豪爽，说：“如若有失，你我共担。”结果这个猪场一年翻身，大大盈利。这篇稿子见报后，一个月竟收到5000多封来信。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的农民络绎不绝，他就借势办起了养猪培训班。当地破格将这个农民转为国家干部，又直接任为科委副主任。科学的春天、政治的春天一起到来了。

那时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在想什么？强烈地想摆脱贫穷，要发财致富。当时国家供应短缺，农民卖一点自产品却要撵、要抓、要罚，人为地制造穷困。随着大气候的变暖，开放集市的呼声愈来愈高。报上只是试探性地登了一条四指宽的“群众来信”《是赶集还是撵集》，当日便报纸脱销，甚至有人上门要加订报纸。农民赶集时将这张报纸挂在扁担上作为“护身符”。冰冻十年的市场，哗啦一下，春潮澎湃。

国门打开多大

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

马克思说：“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古今中外，历来的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当俄国农奴制走进死胡同时，彼得大帝发起改革，组织庞大的出访团巡访欧洲，而他自己则化装为一个普通团员随团学习。清末，当中国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时，也于1866年派出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大门总是时开时闭，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开国门，思想解放，直接导致后来新中国的成立；1978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