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的广州，元旦放假春节上班

现代中国有两个新年，一个是元旦，另一个是春节。元旦是阳历新年，我们会象征性地放假，最短一天，最长三天。春节是阴历新年，是一年当中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通常放七天假，俗称“大黄金周”。

可是在民国时代早期，由于新兴政府推行阳历，废除阴历，元旦假期可就比春节长一些了。

先来看看民国十八年（1929年）元旦那天广东省政府发布的《告民众书》：

“亲爱的民众们！我们的中华民国成立已经十七年了，同时阳历也采用了十七年。在这过去的十七年当中，总是阳历和阴历并用，每年都有两个元旦，这真是太笑话了，并且是表现出我国民众没有除旧换新的决心。

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国历？并不是故标新异，实在是因为国历有这几种重大的意义：计时便利，节气固定，四季划分准确，每月划分准确，均非阴历可及。尤其是实行国历遵行总理的遗志，在国际上、民生上、预算上、农事上，均有莫大的利益。而且实行国历之后，可以绝灭帝王思想，破除迷信恶习，促进革新事业，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怎能不决心实行呢？”

这份告示中的国历就是阳历。阳历一年十二个月（阴历逢闰年则有十三个月），每月的天数是固定的（不像阴历的大月和小月经常变化），闰年的年份也是固定的，计时便利，可与国际接轨，但是就推算节气和农事方面，阳历绝对比不上阴历。广东政府极力宣扬阳历的好处，贬低阴历的作用，其意无非是矫枉过正——通过最有力度的宣传推广来让阳历深入人心，成为民国“新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阴历是帝制时代的文化残余，阳历是民国时代的革新象征，民国政府倡导民众用阳历代替阴历，也有彻底告别旧体制的重要意义。

从民国四年（1915年）开始，广州市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从市政府到各局各科到各公立学校，已经不再过阴历新年了。元旦时放假三天，市长讲话，学生游行，临街商铺贴起春联，张灯结彩，颇有春节的喜庆气象。到了真正的春节，反而要照常上班，不再休假。

贰

新型知识分子以过“新新年”为时尚

民国七年（1918年），尚未摆脱战乱的四川也开始大力推行阳历，严令禁止民间过阴历新年。老百姓有的不懂，以为如果照常过春节的话，会被新政府视为叛民，可是如果提前在元旦过年，一时半会又适应不了，于是只好在元旦期间挂起国旗装点门面，大年初一再偷偷摸摸地走亲戚。

当时北京还在北洋政府统治之下，革新气氛不浓，官方没有出台禁令，民间照常过旧历年。1919年元旦，《大公报》记者上街采访，北京市民大多不知元旦为何物。反倒是在杭州、汉口、青岛等城市，由于风气相对开明，一些新型知识分子如公务员、大学教师和大学生等群体均以过“新新年”（元旦）为时尚，以过“旧新年”（春节）为保守。

宁波有一位小职员，他喜欢过新新年，而他太太喜欢过旧新年，1920年元旦到来之际，这个小职员买了一条鱼，放在砧板上，扬起菜刀对太太说：“今年如再要过旧历年者，有如此鱼！”接着把这条鱼宰了，烧了，吃了，甜甜蜜蜜过了一个新新年。

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上过班，1914年元旦放了三天假，而春节只放一天假。鲁迅是留日归来的新派知识分子，元旦放假时出去拜年，当新年来过。大年初一闭门高卧，正月初二照常上班，但是到了单位一瞧，只有一个科员值班，其他人都没来。由此可见，官方倡导归倡导，实际执行起来还是蛮有传统阻力的——太多守旧人士还是重视农历春节。

1928年，国民党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基本上统一南北中国，为了尽可能照顾到绝大多数国民的习俗，对过年放假进行了比较合理的安排：元旦放假三到四天必不可少，春节放假则由各地各单位视具体情形自己安排，民众可以在元旦期间拜年、贴春联、放鞭炮、发压岁钱，也可以在春节期间拜年贴春联放鞭炮发压岁钱。总的来讲，公务机关放假以元旦为主，民间则仍以春节为主。

最后再看看国民政府对学生假期是怎么规定的。

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签发了《小学暂行条例》和《中学暂行条例》，规定中小学生除每周的周日休假一天外，另外每年放暑假四十五天、寒假十四天、元旦三天，国庆纪念日和其他节假日由地方政府临时规定，不作具体安排。

这些放假条例中并没有提到春节放假，难道春节期间学生还要照常上课吗？当然不是，条例中明确提到每年寒假放假十四天，春节假期其实早就被寒假所包括了。

叁

发张名片拜新年

现在拜年，我们发微信。十年前，我们发短信。二十年前，手机还没有流行的年月，我们发贺卡。那么一百年前呢？一百年前的人们用什么方式来拜年呢？

翻开一百年前四川作家吴虞的日记，里面是这么写的：

1915年1月1日（农历十一月十六），晨起，悬挂国旗。饭后，田镜秋飞片拜年。

1915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一），令人飞片与少荆太夫人拜年。是日，郭其章、康千里、欧阳绍陵、黄作珊、刘培之、廖天祥、邱仲翔、王叔驹、周明轩均飞片拜年。

1915年元旦，也就是阳历新年那天，吴虞早早爬起来，在家门口挂起国旗，以示庆祝。等他吃过早饭，朋友田镜秋拜年来了。怎么拜的呢？飞片。

1915年正月初一，也就是农历新年那天，吴虞去给朋友的老母亲拜年，而郭其章、康千里等几个朋友也来给吴虞拜年。怎么拜的呢？还是飞片。

飞片的“片”，是指名片。所谓“飞片”，就是说到处发名片，通过这种简单快捷的方式给很多人拜年。

比方说，现在我们回到一百年前，元旦到了，我要给诸位亲爱的读者朋友一一拜年。受时代与科技的限制，我没有手机，你们大家也没有手机，我一不能群发短信，二不能群发微信，为了尽快完成向大家拜年的艰巨任务，我只能群发名片：随身带一堆名片，挨家挨户去发，家里有人就塞人手里，家里没人就塞门缝里，仿佛去酒店发小广告似的。你们回家一瞧，地上有我的名片，就知道我来拜过年了。

肆

许广平写信给鲁迅说过元旦

飞片拜年是民国时期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上流社会一般都是有仆人的，倘若自己忙不过来，甚至不用亲自去飞片，让仆人代劳就可以了。例如吴虞日记中有一条写道：“皮怀白来片拜年，午后令人与皮怀白还一片。”朋友皮怀白跑来拜年，发了一张名片，按照礼尚往来的规矩，吴虞也要把自己的名片发到皮家去，可是他不想跑这一趟，于是就派仆人去发。这就好比我们现代人连群发微信都懒得动手时，市面上可能会冒出来一款兼具自动识别与自动回复功能的APP，你把它下载安装到手机里，它会像仆人一样替你发送拜年信息。

民国时也有批量印制的贺年片，在邮局和普通书店里都能买到。假如你要拜年的对象跟你不在同一个城市，这时候飞片的成本就太高了，所以还要买一些贺年片，填上自己的名字，通过邮局寄出去。广大“60后”和“70后”朋友应该还记得，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给远方的朋友拜年的。

1927年元旦，在广州教书的许广平写信给鲁迅，信中这样写道：“新年于我没有什么，我并且没有发一张贺年片，除了前校长寄一张红片来，我报以我的名片，写上几个字。（《两地书》第二集）”

别人给许广平寄来了贺年片，许广平却回寄了一张名片，这说明有时候是可以用名片来代替贺年片的，只需要在名片上写几句拜年的吉祥话就行。

从前名片的功能真是比现在大得多。现在名片只起到自我介绍的作用，而在民国乃至更早的时代，名片除了自我介绍，还相当于拜帖和请帖。比如说鲁迅去找刘半农，走到刘半农家门口，先掏出一张名片，交给刘半农的仆人，让他进去禀告，然后仆人进屋，把名片交给刘半农，刘半农一瞧，知道鲁迅到访，赶紧出迎。照咱们现代人的观念，鲁迅跟刘半农既是文友，又是同事，熟得不能再熟，根本用不着递名片，直接进屋就是了。可民国时上流社会比咱们讲究，哪怕关系再铁的朋友，也得先递张名片通报一下，不然有失“体统”。

伍

用名片拜年早在宋朝时就有

用名片拜年的“体统”并不是民国人发明的，它由来已久。

明人笔记《菽园杂记》载：“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

北京人过春节，无论贵贱都得拜年，老百姓圈子小，只给至亲好友拜年，大多是实心实意去拜，官员就不同了，他们圈子大，同僚多，哪怕跟某个领导不认识，也要上门赶着去拜年。任务量如此艰巨，只能“望门投刺”，也就是挨家挨户送名片，有时候甚至忙得来不及下马，直接从马上把名片飞过去。

再往前追溯，宋人朱彧《萍洲可谈》也有类似记载：“士大夫以造请为勤，每遇休沐日，赉刺自旦至暮，遍走贵人门下。京官多私居，远近不一，极日力只能至数十处，往往许会阍者纳名刺上见客簿，未敢必见也。阍者得之，或弃去，或遗忘上簿。”

宋朝士大夫不但过年时飞片，平常放假也飞片，揣着名片满城跑，到领导府上送名片。那时候没有公交和地铁，骑马坐轿效率很低，一天最多跑几十家。要送的名片实在太多，送名片的人实在太多，为了让自己的名片能被领导看到，他们还要向守门的仆人行贿，否则人家仆人不往上递，白跑那一趟了。

有时候想想，古代这些士大夫挺傻的：他们飞片拜年，就像今天的我们群发拜年信息，既缺乏个性，又缺乏诚意，怎么可能被人家记住并产生兴趣呢？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