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纪山

过去，我们这一带有一种习惯，常常把手艺人的名字缀在行作的后面，如“木匠亭”“铁匠贤”“劁猪民”等，没有贬义，只图叫起来顺口。李泮儒是个剃头的，自然，人们就喊他剃头泮。

据老辈人讲，剃头泮小时候长得白白净净，很招人喜欢。他的爷爷念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算是个文化人，对小孙子疼爱有加，寄予厚望，就给他起了个很文雅的名字——李泮儒，希望他日后学有所成，光耀门庭。等李泮儒七八岁入学时，字写得歪歪扭扭跟蚂蚁爬似的，算术更是一窍不通，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完不成。老师批评他，他嘟囔道：“老师，我一写字就头晕。”次数多了就落了个俗语：剃头泮写字——我头晕。

李泮儒十五六岁时还在上小学五年级，个头比同学们高出一大截，像羊群中的骆驼，觉得很无趣，死活不上了。父亲见他不是读书的那块料，也就不再勉强他。父亲见他身单力薄，干农活吃不消，就让他拜村上的老剃头匠“剃头鸣”为师，好歹谋一个吃饭门路。李泮儒就跟着老师“剃头鸣”学剃头。

农村人不讲究，年岁稍长的多剃个光头葫芦，小孩子剃个“茶壶盖”，小伙子留个“缨子头”。刚开始，李泮儒给老师打下手，学洗头、洗胡子，用手推子给小孩子推“茶壶盖”。李泮儒跟老师学了三年，接过师傅送的一套剃头家伙儿，算是出师了。恰好那一年的年底，平舞会战开始了，他作为民兵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了平舞会战的工地上。因为会理发手艺，连领导就安排他当了一名理发员，一个月抽出几天时间专门给工友们理发，这也算是学有所用。

李泮儒在工地上表现很积极，苦活儿累活儿抢着干，处处不落人后。冬季总是第一个起床，把工棚里的土火炉捅开，烧上热水，好让工友们起来洗脸。休息的时候，别人逛街睡大觉，只要有人理发，二话不说就忙活开来。洗时先用手试一试水温，然后轻挠慢搓，为的是把头发、胡须洗透。开剃时把刀子磨得锃亮，平刀慢拉，先顺茬儿后呛茬儿，刀锋掠过，如暖风拂面。末了，再掏耳、割泪囊，令人周身酥麻。常常理完了，人还躺倒那儿打呼噜，没醒过来。

时间一长，李泮儒就赢得了全连工友们的夸赞，评先进选劳模每次少不了他。两年后，平舞会战结束，大家各自回到了家乡。

李泮儒回到家里继续干他的老本行——给人剃头，成了地地道道的剃头匠。当然，农忙时还得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就这样，李泮儒整天忙碌着、快乐着。没有人再喊他的姓名，背地里都叫他剃头泮。

剃头泮生性爱热闹，这也与他干的活儿有关。剃头场儿里，也算是农村消息的集散地，前三皇后五帝，东家长西家短，谁的祖上叫啥名谁，谁家跟谁家是一门头的，“喷”啥的都有，剃头泮很爱听。听得多了知道得多了，所以就存了一肚子故事。那时，只要剃头泮的剃头摊子在树荫下一扎，剃头不剃头的就围了过来，专门听他讲故事。剃头泮不紧不慢地一边干活儿一边讲，说得清道得明，很吸引人。有年纪长者不服气，与他争论，脸红脖子粗地说：“你比我大？比我记事儿还早哩！”

“你年纪大没有我生月大，更没有我记事儿早。”剃头泮不急，慢悠悠地说，众人一阵哄笑。

后来，村里的人一遇着抬杠，年龄小的就说，剃头泮说：“你年纪大没有我生月大，更没有我记事儿早。”

20世纪80年代，剃光头的还比较多，剃头泮的生意还可以。每年的麦罢，拉一辆架子车，车上放着一杆秤，挨门挨户收麦子，大人一年收25斤，小孩儿减半，一年下来可收两大车麦子，算算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后来，人们越来越讲究，剃头变成了理发，要跑到几里外镇上的理发店。渐渐地，剃头泮的生意就越来越少了。

生意少了，剃头泮就提不起精神，显得很落寞。有人就说，你不会在村头公路边开个铺子？

剃头泮觉得在理，于是就开了个小小的剃头铺子，一小间，连门头牌子都没有。

镇上的理发店虽然干净卫生，洗、理、烫、染、吹、拉样样俱全，就是“刀子活”差，说白了就是不擅长用剃刀，头、脸剃刮得毛糙，更不用说净面、掏耳、割泪囊了。再说了，收费也贵，每次少说也得五块八块。剃头泮用了大半辈子剃刀，刀子活自不必说。再说了，价格便宜，三块钱，用他的话说是，卖了孩子买个猴儿——咱是好玩儿。就吸引了三乡五里的老头儿们前来理发。

于是，剃头泮的剃头铺子又热闹起来。但毕竟是奔七十的人了，晃一天实在顶不住。后来索性一天只做十个活儿，上午五个，下午五个，多一个不做。

剃头泮的两个孩子很争气，双双考上了重点大学，毕业后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坚决反对老父亲再干这活儿，说，也不是嫌丢人，就是不差这俩钱儿。

剃头泮说，我的命贱，不干活儿手痒。再说了，不叫我干这活儿，谁跟我喷空哩，这也算是，皇帝学做木匠活儿——不为吃穿找乐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