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版: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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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1日 星期

猪年说猪从獠牙猛兽到肉类之王

现代人家里的宠物猪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豕尊》

大仲马说:猪的用途最无争议

秦汉时期,“葵”被誉为“百菜之主”。这个葵,不是明朝以后才从美洲走向欧亚大陆的向日葵,而是汉乐府《青青园中葵》的葵菜,现在被我们叫作“冬苋菜”。

到了唐宋时期,葵的地位一落千丈,北方平原的农家菜园里几乎再也看不见葵的踪影了,“百菜之主”临阵换将,换成了“菘”,也就是白菜。

如果说白菜是蔬菜大家族的王者,那么肉类大家族的王者又是谁呢?

法国作家大仲马拍着胸脯说:“猪。”

“它的王国最广大,它的用途最无争议。”大仲马继续说,“没有猪,就没有咸肉,因而也就没有烹饪。没有猪,就没有火腿,没有香肠,没有熏腊肠,没有腊血肠,也就没有了猪肉商。”

“肥头大耳的医生们,”说到这里,他的语气越发激昂,就像在朗诵诗歌一样,“你们指责猪,认为猪肉不利于消化,这点小小瑕疵算得了什么?猪简直就是你们王冠上的宝石!”

下面的话,估计会让我们中国人振奋。大仲马认为:“猪是肉类之王,不过全世界最好的猪肉出在中国,中国人宴席上的肉类以猪肉为大宗,中国火腿名冠全球!”

大仲马对中国猪肉的赞美是否言过其实,后文我们会具体探讨,现在不妨从人类对猪的驯化历程着手,看看猪是怎样一步步走上餐桌的。

中国人养殖猪的历史很悠久

凶猛的野猪之所以能变成相对温驯的家猪,关键是人类对野猪的驯化,这个驯化时间表大约是一万年前开始的。

过去生物学家一直认为,被人类驯化最早的动物是狗,然后才是羊和猪。可是根据最近的基因和线粒体测序成果,猪的驯化很可能跟狗差不多一样早,都能追溯到一万年前。

一万年前的亚洲人和欧洲人都在尝试驯化野猪,他们从捕到的野猪当中挑选肉质相对鲜美、性情相对温驯、饮食相对不挑剔的个体,进行饲养和繁殖,繁殖出后代,再进一步筛选……在距今8000年前的磁山文化遗址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家猪的大量骨骼和谷物残留,这说明至少在8000年前,我们中国人就成功地驯化出家猪,并且开始大规模饲养了。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欧洲人对野猪的驯化不太成功,他们从两河流域引进了驯化成功的猪,让这些家猪跟欧洲本土的野猪杂交,才驯化出了欧洲家猪。

欧洲人和亚洲人在饲养家猪的同时,也一直没有放弃对野猪的捕猎。不过最近的考古成果显示,早在7000年前,中国先民食用的肉类当中的70%就是靠家猪提供的,而欧洲的家猪则从4000年前才开始大规模扩大。这说明中国人比欧洲人的规模养殖要早一些,中国人更早进入了农牧文明。

在地球上的另外两个大陆,美洲和澳洲,家猪出现得非常晚。几百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美洲的印第安人还没有开始养猪。难道美洲人更笨吗?当然不是,仅仅是因为早期亚洲人在进入美洲之后(一种观点认为,美洲大陆没有独立发展出智人,美洲智人是大约两万年前从亚洲迁徙过去的),还没有学会养殖,就过快地猎杀了许多大型动物,等到他们掌握了驯化野猪的知识和能力时,野猪已经在美洲大陆上消失了。

家猪属少数被人类成功驯化的动物之一

事实上,迄今为止人类成功驯化的哺乳动物很少很少,只有狗、猪、羊、马、驴、牛、牦牛、骆驼、驯鹿等。其他的绝大多数哺乳动物,最多只能驯服、驯养,而不能驯化。在这里“驯化”的意思是说,通过人类的选择性饲养,使野生动物发生基因上的改变,使它们繁衍出的后代在许多方面产生对人类更有益的变化。照这个标准,动物园里的大象和大熊猫就一直没有被我们驯化,仅仅是被驯养了而已。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把这句话改一下:能驯化的动物都是能驯化的,不能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能驯化之处。

能驯化的动物一般都具有以下共同点:第一,食物转化率高,养起来划算;第二,生长快,繁殖快;第三,可以挑出性情温驯的后代;第四,属于群居动物,便于规模养殖;第五,在饲养环境下仍然可以繁殖。

野猪是恰好可以符合以上所有共同点的动物,所以它们当中的一部分成员被驯化成了家猪。而老虎、狮子、斑马、羚羊、熊猫、狗熊、袋鼠等动物,要么喜欢独居,要么在饲养环境下不交配,要么食物转化率太低,要么挑选不出性情温驯的后代,所以至今无法驯化。

猪在中国文化里留有深刻印记

探讨过了猪的驯化史,我们再看看猪在中国文化里留下的印记。

众所周知,今年是亥年,俗称猪年。亥是十二地支之一,怎么会跟猪扯上关系呢?因为“亥”这个字的本义就是猪。

猪,古称“豕”,又称“亥”。这两个字在甲骨文里的写法非常像,都是猪的简笔画,猪头朝上,猪尾朝下,猪腹朝左,从猪腹再甩出几根短线表示猪腿。唯一不同的是,亥字的前腿上又加了一画,据一些古文字学家考释,这个字表示白蹄的猪。猪蹄有黑有红有黄,白蹄猪极为少见,所以代表祥瑞。换句话说,十二地支里的亥不仅是猪,还是吉祥猪。

正因为豕与亥的古体字形非常相近,所以古人会误读。《吕氏春秋》上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说孔子的门生子夏到晋国出差,路过卫国,听见一个卫国书生读书:“恶师三豕涉河,恶师三豕涉河。”子夏听得一头雾水,仔细想了想,知道那书生读错了,正确读法应该是“晋师己亥涉河”,指晋国的军队在己亥那天渡过黄河——书生把“晋”看成了“恶”,把“己”看成了“三”,把“亥”看成了“豕”,把晋国军队在己亥那天过河理解成了“一支凶恶的军队赶着三头猪过河”。

还有一个妇孺皆知的“家”字,由一个宝盖和一个豕字构成。比较主流的解释是,宝盖表示屋顶,屋顶下面养着猪,就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养猪的历史很悠久,猪在中华文明当中很重要。

《诗经》里有一批民歌叫作《豳风》,这个“豳”字也跟猪有莫大关系。“豳”是地名,里有两个豕,表示当地盛行养猪(或者理解为“野猪出没之地”)。这个地方本来是周王的祖先后稷的封地,后稷的儿子丢了官,跑到少数民族聚集区戎狄。到了后稷的曾孙公刘那一代,又从戎狄迁回豳地。后稷的十二代孙名叫“豳父”,率领部落搬到岐山下的周原,奠定了周朝的基业。

猪肉在古代中国的地位

本文开头引述大仲马的话,将猪肉定为“肉类之王”,那只是大仲马的个人见解。在古代中国,猪肉的地位究竟如何呢?

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礼法,天子吃饭可以用九鼎,诸侯吃饭可以用七鼎,大夫吃饭可以用五鼎,最底层的贵族“士”只能用三鼎。除了饮食器具不一样,吃的肉也不一样:天子和诸侯可以吃三牲,包括牛肉、羊肉和猪肉;大夫可以吃二牲,包括羊肉和猪肉;士只能吃一牲,即猪肉。

以上礼法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实,也许其中有秦汉儒生的理想成分,但它可以说明的是,至少在秦汉儒生的心目中,猪肉的地位要比牛肉和羊肉低。反过来还能说明,猪肉的供给应该比牛肉、羊肉丰富,因为只有稀缺才可能导致高贵。

《宋会要辑稿》载有宋神宗在位时御膳房的食材消耗,在熙宁十年(1077年),羊肉用掉了“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猪肉用掉了“四千一百三十一斤”,牛肉消耗则为零。御膳房不用牛肉,说明宋朝皇帝非常重视农耕,带头不吃牛肉;御膳房用掉的猪肉比羊肉少得多得多,则是因为宋朝缺少牧区,养羊极少而养猪极多,羊肉比猪肉昂贵,比猪肉地位高,皇帝更偏爱羊肉。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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