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1日起，由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指出，中小学、幼儿园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还应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对陪餐家长提出的意见建议应及时研究反馈。

这是治标还是治本之策？校园餐的历史是怎样的？保障校园餐安全，怎么做才能让家长放心，孩子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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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一餐饭这么简单

校园餐制度在欧美历史悠久，尽管各国具体情况有不同，但是政府都以不同形式采取了积极的促进和监管措施：制定详尽的营养计划，立法保证食品来源安全，多方合作保证招标透明、尽力降低用餐费用……看似简单的校园餐，关系的却是民族下一代的健康和国家发展的未来，这也是政府在校园餐问题上态度积极的重要原因。

在美国，校园餐不仅仅是提供一顿廉价午餐的政府福利行为，更是一项庞杂的社会计划。美国学生营养餐项目自1946年设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70余年的发展历程。包括“午餐计划”“早餐计划”“儿童保健食品计划”“特别牛奶计划”“营养教育和培训计划”，甚至“小吃计划”等一系列全面的学生食品健康项目。并让学生参与其中，带他们参观长满蔬菜水果的林地，帮助他们认识营养与健康等。同时，也为父母制定了规范，要求家长一周要陪孩子吃一顿早餐和午餐，看看他们究竟喜欢什么，及时向学校反馈，并参与学校制定营养餐食谱的过程。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国的学校就开始实行校园餐制度。就全法国而言，各个城市的政策不尽相同，但是由统一供应点供餐的模式应该是一个大趋势。这样做的好处十分明显，大规模的制作不仅可以节约资金，也便于市政府进行统一管理，防止企业从中牟利。为此，政府规定了供应公司可以从营养餐中获利的比例，并联合家长协会，对校园餐的进货、制作到运输的过程进行严格监督。

英国的校园餐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其间也经历过一段“放任自流”的时期。2006年9月起，英国政府强制学校为学生提供富含营养的午餐：不含劣质肉、汽水、薯片、巧克力和其他糖果，确保优质肉、禽或鱼的供应，学生每餐至少要吃水果和蔬菜各一份，任何油炸食品每周不超过两份……

我国的学校营养餐工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北京是第一个开展学校营养午餐试点推广工作的直辖市。早在1991年，北京就先后在史家胡同小学、北师大实验中学等学校进行了营养午餐的试点。此后，其他城市也逐步开始了营养餐试点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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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监督机制不可或缺

近年来，校园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并不鲜见。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在去年9月6日就发过《关于加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食品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责令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重点检查食堂，加强对食堂供应商的监管。

而早在2016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会同教育部等6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更明确要求“学校要落实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实行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并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督促落实。校长成为校园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在保障校园食品安全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那就是家长群体。

家长的监督为何如此关键呢？这与校园餐领域的特殊性有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针对校园餐，我们目前的监管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靠行政部门监管，另一种靠市场本身监管，“如果学校订餐人能够认真负责，让订餐环节公开透明，完全可以由市场竞争本身来监管，这也是最有力度、最可持续的监管”。

有家长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家长教师协会——类似于国内“家委会”的组织，在校园管理方面发挥作用。然而事实是，国内家长在与学校对话中话语权并不大。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目前各地营养餐或学校食堂的安全与质量问题，都指向家长参与决策与监督机制的缺乏，所以应当建立家长参与监督机制，发挥家长参与监督的作用。

本次《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提出，学校在食品采购、食堂管理、供餐单位选择等重大事项上，应当以适当方式听取家长委员会或者学生代表大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保障师生家长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从这一点出发，家长有权利深入学校食堂，参与到保障校园食品安全的工作中来。

就全国而言，学校—配餐企业—学生和家长——三方模式在民办学校食堂运作中相当普遍。如何理顺三方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将是保证校园食品安全的关键所在。

学校能否让渡更多的选择权和监督权给家长或其代表？以使三方互动更有力度，让校园食堂的食品经营许可资质、食品安全岗位制度等与食品安全紧密相关的制度等以强制性方式让家长们获知，要制定主动公开的细则方法，可操作、易查询，才会让家长放心、信任，让校园餐更加安全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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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餐制度怎样“治本”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中的陪餐制度能否“治本”？校园餐如何才能让家长放心，孩子舒心呢？

实际上，陪餐制已不是新鲜事物。早在2013年，就有一些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推行这一规定。2017年10月，北京市的中小学校食堂管理办法中首次明确：学校实行校长和教师代表陪餐制度，做到同标准就餐，并做好陪餐记录。

然而，陪餐制具体如何操作，需要做进一步的细化。陪餐不只是“一同吃饭”，需要相关负责人在陪餐过程中多与孩子进行交流，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反馈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很多网友都看过一则日本小学食堂的午餐视频，视频中日本陪餐老师的细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吃饭前，他带领孩子们去打饭，带领学生向做菜的师傅表示感谢。组织当天的值日生对同学们进行安全检查，并组织所有同学用消毒液喷手。吃饭的时候，老师和孩子们坐到一起，孩子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他还提醒学生，今天的菜里有些是高年级学生在校园农场里种的，从侧面教育他们食物来之不易。午餐后，他提醒学生们把餐具摆放好、洗干净，做好垃圾分类和回收。

以上这些步骤和做法看似烦琐，但都很必要，既保障了饮食安全，也让陪餐成为一场别开生面的课堂，真正让陪餐制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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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头管理渐成趋势

近年来，校园餐领域已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与资源倾斜。

在乡镇村居，教育部于2011年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7年来已覆盖全国29个省份（京、津、鲁单独开展了学生供餐项目）1631个县，受益学生人数达3700万。在城市社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17年在北京市顺义区、辽宁省盘锦市、浙江省义乌市等8地12所中小学，开展“营养校园”试点项目。

与此同时，各地也对学校午餐的管理进行了各种探索。

2018年11月5日，安徽省教育厅提出，安徽将制定学校午餐管理办法，引入准入与退出机制。此外，安徽还将落实中小学校校长陪餐制，及时公开就餐人数和带量食谱等相关信息，并成立由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代表参加的膳食委员会，定期对饭菜价格和质量进行评估。

2019年2月21日，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19年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新学期幼儿园、中小学、高校等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通知》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学校相关负责人每顿饭与学生一同用餐，及时发现和解决供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也有民众质疑，校长陪餐制是否会成为花架子而无法落到实处？

储朝晖的看法是，陪餐制在多数地方只是一种形式。由于无法判定“陪餐人”与“配餐人”之间是否具有利益相关性，因此无法根本解决目前中小学午餐中出现的问题，“不仅是午餐，而且整个学校的管理体制，家校合作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关系。目前，在中国教育管理体系中，无法建立真正正规的家长委员会，因此在配餐方面很难发挥正常的作用”。

“校长陪餐制度在各地都有实施，并没有杜绝以次充好等问题。这是由于学校校长代表的是校方（行政方），在行政主导之下，家长并没有进行参与和监督。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每个学校应当建立家长委员会参与决策与监督的机制，让家长参与招标供餐的全过程，减少问题发生。”熊丙奇建议。

“校园餐的日常监管呈现多头管理态势，需要形成系统常规有效的管理体制。学校自主经营食堂缺乏监管考核评价标准，社会餐饮企业准入校园餐的资质、考核、评价、退出等机制不规范。”中国营养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陈伟力说。

此外，也有不少业内人士建议，尽快为校园餐立法，对学生营养午餐标准、学校午餐供应与管理进行规范与约束。

总而言之，校园食品安全的日常监管应该多方共管。主管部门、学校、家长等各方监督力量要“拧成一股绳”，也要明确分工，以法规进一步厘清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职责。

晚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