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中大写意一词的出现，是相对于宽泛概念上的工笔和小写意绘画而言的。其区别在于不仅仅细究于塑造形象的细致和刻画，而要求艺术家明了“象在象外”，实现以形传神的大的写意精神。唐代王洽的泼墨，是其肇始。这一绘画思想的转变，势必要干预到审美本体的趣味发生根本的变化，即放弃物象本身的“形的局限”，借助塑造形象的过程，又不刻意以塑造形象为标准，而是通过笔墨实现精神的外延性表达。这时，绘画的要旨不再拘泥于物象本体的塑造，而是放大了艺术家予以释放的“心象”。

这个心象，犹如大河奔流，不拘细节。

在大河奔流中，写意并不排拒可能存在的细流。只是“这股涓涓细流”，不再是大写意率意表现的主体。因为“混沌”之美在古代美学思想的建立中已替代了刻画，不再从属于浅显的艺术表达。愈是激荡的时代，愈呼唤大写意精神的塑造和重建，这基于我们狂放的野性基因给意识带来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诗意的表达超越了本体的自重，得到了人的思想和意境的升华。“境界”一词，由于佛教的植入，得到广泛重视，也逐渐影响着绘画艺术。

在大开大合的历史沟壑里，秦汉的艺术就是大写意。长着胡子微笑的兵马俑，是秦人的大写意，充分展示了秦帝国的强大与自信。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则是汉代大写意中的经典。因为多余的刻画，不足以传递真实的历史存在感和重量感，它可能毁灭于琐碎的表达。“大言稀声”“大象无形”“大言不美”等诸多词汇，已做明证式的阐释。

不管是从春秋战国，还是魏晋南北朝，愈分离的政治形成的艺术流派和文化思想愈丰富。而愈是相对统一的唐宋之后，艺术的个性和自由反而出现了趋向性雷同。南宋出现了像梁楷和牧溪这样的大写意画家，委实稀罕。尽管如此，历史留给我们的关于写意的遗产是丰富的，它的基因还存在于各种人文艺术中，并得到了某些延续和传承。

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品种问题。

在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进程中，在欧亚两个文明的板块组合中，汉文化的吸纳和融汇形成了强大的修复和再生能力。在自我修复和再生长中，大是气象，是精神，是思想，也是境界。佛家说：须弥乃一天地，一乾坤，一宇宙。这一学说，拓展了形态中物质到空间的局限，使人逐渐摆脱了“物的劳役和束缚”。

与李白同时期的王维受禅宗的影响，吟诗之余独创水墨，成为文人画的鼻祖。他提出“入诗方能入画”的绘画美学理论，一直影响至今。

诗学与画理的血亲关系，正是大写意精神的历史文化基因对后世绘画艺术的影响所在！

南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