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庸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温和的疏离。在访谈时他会有问必答，但你明显感觉到，他内心固守着一方不愿意被打搅的精神净土。从《双响炮》到《我们都有病》，他用画笔揭开了现代人病态的面纱。漫画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需要敏锐的感知能力，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与世界沟通的独特方式。
近日，朱德庸应邀来宁参加第二届江苏发展大会暨首届全球苏商大会，在接受《现代快报》专访时，他笑言自己的人生态度就是——生老病死和幽默。
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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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早上5点25分对人生的顿悟就是生老病死和幽默。每一个人对他的人生的定义都会不一样，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在南京的清晨醒来,朱德庸想到的是他一直都在关心的问题。他的选择，是专心画自己的漫画，那是他热爱的一切。与漫画的缘分，来自父亲。朱德庸的父亲年轻时也喜欢画画，“他十五六岁离开家乡太仓，去了南洋。在马来西亚槟城待了没几年，抗战就开始了，他就在那里画抗战漫画。”
遗憾的是，在当时的主流观点看来，画画是不务正业，于是后来朱德庸的父亲放弃画画。但令他欣喜的是，几十年后，儿子朱德庸达成了他青年时代的梦想。
似乎是无意当中成了漫画家，似乎是父亲的绘画基因流进了儿子的血管。但其实回想起来，父亲给予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父亲平常话不多，但他会买来纸用线缝上，缝成一本册子让我在上面画。画完了发现，哎，又有了一本。”
那些默默地鼓励，是朱德庸一辈子的养分。在后来创作《绝对小孩》时，他把自己的童年又过了一遍。《绝对小孩》是谈华人的童年，谈大人跟小孩之间两个世界的拉扯。在去年出版了第三部，和第二部隔了整整九年。“画这个自然会想到很多很多和我童年有联结的事情，包括我父亲我母亲还有亲戚，他们在谈论家乡时的那些记忆全部开始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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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庸大学读的专业是电影编导，但在毕业后他并没有执着于那条路。
“编了一阵子之后觉得，有很多环节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除非你自编自导，整个都一手抓，否则有很多东西在制作的过程或者市场的考量下会被迫改变，所以后来我还是放弃了电影，继续做漫画。”
在朱德庸的作品里，有被病态婚姻捆绑的大人，有被成人世界摧毁的小孩，有这个时代的不堪和束缚。有个体，也有众生百态。但即使是凌乱的现实，在他的笔下也没有一丝戾气，反而让人有一种被理解的暖意。
《双响炮》是朱德庸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出版之后，有读者写信给他：“你是不是住在我家隔壁？不然你怎么知道我跟我太太之间的事情。”
类似这样的感染性和共通性，几乎体现在他的每部作品中。在《涩女郎》中，主人公是抛开传统束缚的现代女性，是急需被社会承认的一群人；在《关于上班这件事》中，关注的是传统生活方式颠覆之下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大家都有病》里，则是探讨亚洲式淳朴人性在与后现代文明交锋中的变异。
朱德庸总是能敏锐捕捉到社会心理大震荡到来的气息，“2011年出版的《大家都有病》，其实是从2004年开始画的，那时候华人世界里根本没有心理疾病这个概念，大家根本不晓得自己有病。而且大家更想不到未来这个心理疾病是我们华人要克服的很大很大的一个病。”
用华人的视角看华人的社会，朱德庸创作出了纯中式的漫画。“在我真正把漫画当成主业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我要画个不一样的漫画，它是属于中国人所创造出来的漫画，幽默是中国人的幽默，观点是中国人的观点，只有同血缘的中国人看了会会心一笑。世界上可能没有另外一个民族透过翻译之后看我的漫画能够会心一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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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外面的热热闹闹，朱德庸更愿意安静地宅在家里，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养猫、画画、听音乐，是他钟爱的生活方式。所以当他后来被诊断为患有亚斯伯格症时，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以前我跟我太太说，哪里哪里有个特别好的餐厅。我太太就去看了，说根本没有啊！那时候就觉得奇怪，我明明去过那家餐厅，还特地记了名字，怎么会没有？可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知道自己有亚斯伯格症以后，以前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有了解释。”
宅男朱德庸用自己的方式打量着世界，“我在街上走500米，500米跟我擦身而过的人可能有数百人，那这数百人里一些人的讯息我都可以接收得到，没有办法说这个是准确的，但是我觉得当它信息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就是现在大家讲的大数据，那他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出来，我就会知道现在的人他可能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困境，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朱德庸一直在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眼前的世界，“我看电影的数量可能超过很多人，还喜欢看在世界各地拍的纪录片。音乐是用一种方式去开启我另外一个想象的世界，有时候我听到一首歌甚至可以感受到我某一段的人生，或者大部分人的某一段的人生。”
所有的这一切，都被朱德庸内化到笔端，以漫画的方式呈现。在他看来，漫画带给他的幽默，和他赋予漫画的想象力，可以打破一切束缚。在漫画的世界里，他最关心的是做好自己，“人就只有一次，不要太在意可以留下什么。把这一世过好，然后能够关心到你真正关心的人，我觉得那就够了。”
据《现代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