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忘年交”彭新琪撰著的《巴金先生》，读后让我对巴金有了新的认识。

彭新琪的老师是靳以先生。1957年，巴金和靳以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在上海创办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时，他俩提议将彭新琪调入了编辑部。巴金平日不去编辑部，刊物的日常工作由靳以主持，但有些重要文章和信件都要由彭新琪骑着自行车带到巴金家里请他过目或处理。在书中，彭新琪写道：“不少文学青年或历次运动中遭遇不幸的人频频来信向巴金求助，那一时期，他的孩子小林、小棠还未调回上海，有些信就由我代为处理。巴金常常让我代他从市场上购买文稿纸寄给求援的文学青年……”

书中还写了巴金与花匠姚师傅的友谊。姚师傅虽然目不识丁，但对巴金心怀尊敬，有时是一两盆时令鲜花，有时是过冬用的枯枝碎木，他会放至巴金寓所门楼前的石阶上。1989年2月，巴金第三次跌跤，在医院住到了9月份，出院前夕，姚师傅去探望巴金，手里捧着特意买的一束鲜艳的康乃馨，他说他自己养的花都不合适，因为给生病的人送康乃馨最好。那年冬天，姚师傅过90岁生日时，巴金也特意让女儿小林买了件羽绒背心送给他。

书中也披露了巴金晚年对家兄的愧疚之情。1931年，当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开始在上海《时报》连载时，他的大哥因破产在成都服毒自杀，家里发来电报要巴金回去，他没有回去。巴金的三哥到上海来，和他商量分担老家生活费的事，巴金说不愿意，只汇了100元钱回去，此后再没管过家里。其实，当时巴金并不知道他的继母和大哥已搬出李公馆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也不知道大哥家里的实际困难，他的心中还留着10年前成都老家的奢靡景象。1993年初的一个下午，彭新琪和巴金的家人当着他的面笑他把稿费、奖金不断捐出去，巴金突然激动地提高了声音说：“我要钱做什么？我现在要钱做什么？如果我以前有钱，我的两个哥哥都不会那么早就死掉……”彭新琪说她还从未见过巴金如此激动，她看见他镜片后面闪烁着莹莹泪光。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