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浮士德》《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格列佛游记》……这些影响几代中国人的世界文学经典，将再次与读者见面。

20世纪50年代，我国启动了“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编纂工作，朱光潜、冯至、钱钟书、卞之琳、杨宪益、李健吾、金克木等文学巨擘都曾担任该丛书编委。这一新中国首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因其素雅的网格封面而被称为“网格本”。

一甲子后，新版“网格本”再度亮相。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作家、读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套凝聚了几代人心血、饱含着几代人回忆的丛书“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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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本”曾经供不应求

“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网格本’而来。这套书我们从1956年开始做，一直做到2001年，前前后后做了45年。”日前，在新版首发式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开门见山。

关于网格本的“前世”已被爱书人铭记，当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提出，为了学习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遗产，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需要编选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于是，中宣部责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这项工作，并将出版任务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业界认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作品之多、质量之精、跨度之大，为中国外国文学出版史之最，体现了外国文学研究、翻译和出版的最高水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张福生手上保留着一份当年的出版规划草案。本着“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原则，丛书几乎囊括了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现代思想艺术的杰作，涵盖了史诗、诗歌、戏剧、小说等各种体裁，集外国文学精华之大成。

“它的出现，代表着中华民族拥抱世界的胸怀和自信，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张福生说，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图书资源缺乏，“网格本”在新华书店总是供不应求，经常是10万本一次地印刷，而且总是一到书店就被一抢而空。“当时由纳训译的《一千零一夜》（6卷）系列，我们收到出版部门的同事转来的印数单，上面写着50万套，我们吃了一惊，还以为多写了一个零，又打电话去核实，才知道需求量确实就这么大。”

历经半个多世纪，许多图书在市场上已难见踪影，甚至成为收藏对象，稀缺品种更是一书难求，很多读者更是不时询问是否有再版。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推出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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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首穷经铸经典

普希金说：“译者是文明的驿马。”为中国读者送来世界文学瑰宝的，是一批默默耕耘、孜孜以求的翻译家。

作为“契诃夫在中国最好的代言人”，汝龙曾将契诃夫一生著述翻译了两遍。汝龙之子汝企和说，父亲除了翻译完成契诃夫的所有作品，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以及其他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我父亲不但把从英语转译的契诃夫的作品重新译了一遍，后来又将俄语版本重新翻译了一遍。他自己要这样做，没有人要求他做，他觉得这样才能对得起广大读者。”翻译家余中先更难忘1978年的大学时光，每到周日他就会从北大来到海淀老街，看看又新出了哪些“网格本”。

张福生回忆：“我初到出版社时，看到绿原先生责编的《拉奥孔》一书原样，发现上面的译文被修改过的地方很多，有的注释长达半页。”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这本《拉奥孔》，是美学大家朱光潜翻译的。“令我惊讶的是，像朱先生这样的大家，译稿竟也被改得这样多。”

皓首穷经、苦心孤诣，终将岁月铸经典。

91岁高龄的翻译家王智量看到新版“网格本”难掩激动：“似曾相识燕归来！”

65年前，他从北大调入中科院文学所工作，按时任所长何其芳要求，开始翻译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

这一翻就是一辈子。牛棚、田间、城市，手稿跟着他颠沛流离；糊墙的报纸、马粪纸、香烟盒，都留下过他的字迹。

“看到《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么漂亮地重新出版，我好像又回到了青春时代。”王智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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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名著深入人心

事实上，除了翻译家，中国许多当代作家都受过“网格本”的影响和滋养，这套丛书可以说奠定了他们的文学审美和终极追求。

“60后”著名作家李洱表示：“某种意义上，我不把这套书看成外国文学，我把它看成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们血液的一部分。”他特别喜欢“网格本”中的《格列佛游记》，到现在还经常翻看，他说：“老版‘网格本’的译者几乎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全力以赴翻译，做出了一套非常雅也非常正、有一种宏大气象的书。这套书应该是‘西方正典’，因为翻译的质量和书的本身质量相得益彰。”

“70后”作家阿乙坦言，“网格本”中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对于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把“网格本”定义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智士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子弟所精挑细选的参考书”，还建议需要外国文学启蒙的读者，“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不想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糟糕的读本上，你就应该选‘网格本’”。

著名编剧、策划人史航回忆了他的好友黄集伟当年读《悲惨世界》的故事。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一个单位只能在传达室共享一部电话的时代，刚刚读完了《悲惨世界》的黄集伟费心周折给朋友打去一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沙威把冉·阿让放了，然后自杀了。”可见“网格本”为人们的生活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小爱读书的史航说，新版“网格本”“其实有点像让我们这样年纪的人，重新看到当初第一次打开这个书的自己”。他还非常认真地表示，老版“网格本”是首印，是伟大的；而新版“网格本”是神圣的，这才是传承的道路。

著名作家王蒙、冯骥才、麦家、李兰妮和毛尖等不约而同地回忆了自己读“网格本”的经历，特别提到了一个观点，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网格本”等译作，本身就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民的阅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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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要出100种书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介绍，新版的“网格本”第一辑已出21种，今年年内要出到100种。新鲜问世的“网格本”有四重新：新选本、新用材、新科技、新课程。

谈到新选本，肖丽媛介绍说过去的选本都是由名震中外、学贯中西的大家在选，“本次我们的编委会依然秉承一流作家、一流作品的原则去选，也会纳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一些作品。”

谈到新用材，为了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此次新出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保留“网格本”设计的同时，提升了工艺，并选用了烫金工艺，内文也是用了瑞典进口的轻型纸。

谈到新技术，肖丽媛说，人文社近年来在图书出版中积极拥抱科技，比如在此次新版“网格本”图书中嵌入AR技术，将名家大师的文学课藏在书里，让读者享受高附加值带来的全新阅读体验。据新华社

“网格本”

■名词解释

“网格本”是指“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封面设计朴素、大方，有书卷气。再加上名家名译，基本代表我国的翻译水平。“网格本”是书迷们对“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简称，也可视作“昵称”或“爱称”。

这套丛书最大的特征是：在绿色（多为人文版）或灰色（多为上译版）的底色上，封面外围饰以一圈精美的纹饰，内里又是一圈简洁的单线装饰；封面中间最显眼的部分，则是双线环饰围起的斜向交叉网格，网格交点上又缀以似圆实方的结点（人文版节点多为方形，上译版多为圆形）。作者名、书名及丛书名均匀而醒目地分布于网格之上。整个封面看似简单，实则典雅大方，蕴涵着无穷的美感。这一简称的始创者已不可考，但一经喊出，便为大家所公认。

为满足人们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以“网罗经典，格高意远，本色传承”为出发点，优中选优，推陈出新，出版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晚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