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世界知名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是西班牙语文学、拉丁美洲文学脉络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作品涵盖多个文学范畴，包括短文、随笔小品、诗、文学评论、翻译文学，其中以拉丁文隽永的文字和深刻的哲理见长。其主要作品有： 《迷宫》（1964）、 《布罗迪埃的报告》（1971）、 《沙子集》 （1975）， 《老虎的金子》（1977年）。

今年是博尔赫斯诞辰120周年。近日，“博尔赫斯的地图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玛丽亚·儿玉旅行摄影巡回展”在上海举行，展出130多张精彩照片，记录作者与妻子玛丽亚·儿玉游历世界各地的经历。

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其全集37次提到中国。他阅读了《中国文学史》《易经》以及老子的《道德经》尤其是庄子、韩愈的散文，还有《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小说，与此同时，他也以中国为题材或背景创作了不少作品，如诗歌《漆手杖》，散文《长城和书》《时间新话》《皇宫的预言》，小说《女海盗金寡妇》《小径分叉的花园》，此外还有一篇有关中国佛教的演讲（收入《七夕谈》）。

访问中国是平生夙愿

中国读者熟知的一则轶事：1978年，他在纽约唐人街买了一支中国制造的黑漆手杖，爱不释手，一直表示要拄着它到中国去旅行，而且常到中国饭馆去吃饭，练习使用筷子，后为手杖赋诗一首，其中写道：“我看着它。我觉得它是那个帝国的一部分……”

1980年3月，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一次座谈中，博尔赫斯说：“我希望去中国和印度。我已身在那里，既然我读过吉卜林的著作和《道德经》。”当主持人问他为什么想去中国旅行时，博尔赫斯答道：“我有一种感觉，我一直身在中国。”博尔赫斯接着说出了这种感觉的来源：“当我捧读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时就这么觉得……”

1981年12月，博尔赫斯对前来拜访他的中国驻阿外交官黄志良说：“我对许多人说过，我做梦也想去中国。”他举起手中的黑漆手杖说：“瞧，这就是证明。”博尔赫斯又谈到了长城：“长城我一定要去。我看不见，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

1983年8月，博尔赫斯获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勋章，在答记者问时又一次提到了他的心愿：“实话告诉你们，不去访问中国，不去访问印度，我是死不瞑目的。”

暮年，博尔赫斯对中国愈怀更深的向往与眷念之情。玛丽亚·儿玉回忆道：“他曾计划要到中国去，他曾经阅读过许多中国文学作品。”然而遗憾的是，博尔赫斯最终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博尔赫斯的“浪漫中国”想象

博尔赫斯对中国长久而深挚的向往，首先源于他好古而玄思的阅读和中国文化中契合其秉性的部分之交融。在广泛的阅读中，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为青年博尔赫斯打开了中国之门，易经的神秘、老子的睿智、庄周的超脱则加深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景仰；博尔赫斯对中国的向往又源于西方长期的“浪漫汉学”传统，并且归属于这一传统。在贺拉斯的诗中，中国是从树上剪下金羊毛的神秘国度；这种神秘在时间中绵延，直到启蒙运动时代的“中国热”，形成18世纪的“浪漫汉学”。对中国的良好感情，在泰戈尔、罗素、圣琼佩斯、亨利·米硕直至聂鲁达的身上化为访问中国的行动，博尔赫斯在为文与为人上与上述作家存在异处，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则相同，都处在一种“浪漫中国”的氛围中。

正如西方的“中国热”是西方对东方文化的猎奇的一部分一样，博尔赫斯对中国的向往也始终处在他对整个东方文化向往的背景下。在《谈一千零一夜》中他论及“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诸如鞑靼海峡、中国、日本等对我们来说都是东方。”可以说，博尔赫斯对中国的向往，是对由印度、中国、阿拉伯等国家构成的古老、智慧的东方文化向往的一部分；博尔赫斯向往的中国，是由中国文学、《道德经》等著作所激起、由世界文化中的“浪漫中国”传统所沐浴、由日本等国文化及其他因素所折射混成的一种内心形象。

对中国作家影响深远

20世纪80年代后期，博尔赫斯在中国火了一把。

博尔赫斯的艺术观念和在小说叙事方式上的实践，直接影响到当代先锋作家的文本形式实验。马原、残雪、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等作家都曾公开谈论过博尔赫斯。其中格非被视为最接近博尔赫斯的中国作家。

博尔赫斯在小说里的叙述是“中国盒子”的结构，这种叙述不是狄更斯或者巴尔扎克的写法，即不是线性或写实的叙事，而是一环套一环地叙事，这给中国当时的小说写作带来很大启发。而诗人们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理解博尔赫斯，即他与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他的工作态度、他理解的宇宙、他观照世界的方式等。晚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