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杰出人士都有自己的目光，有的目光还相当锐利和深刻。但是，有没有一副目光，成了整个民族数千年的共同目光？这几乎没有可能，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有一副，那就是司马迁的目光。

司马迁的著作《史记》成了以后全部“二十四”史的“母本”，他的目光也成了几千年间所有历史学家目光的“母本”，代代延续。正是这代代延续的目光，使全部历史获得了比较近似的精神价值归向，进入了上下相通的文化传承系统。这便使复杂的历史更“中国”，也更“文化”了。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司马迁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他使历朝历代所有的王侯将相、游侠商贾、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会想到悬在他们身后的那支巨大史笔。

很多年前，我为北京大学各系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曾把不少篇幅留给了司马迁，我当时说：

中国出版过一套考究的二十四史，装在一排檀香木的书柜里。书柜上有很多小门，门上用隶书雕刻着每一个朝代的名称。于是，一场场烽火狼烟，一次次改朝换代，全部封进了文化的檀香木里，不再堂皇，只有安顿。但是突然，像被秋天的凉水浇了一般，我们看到一排排书柜的最后，站着一个脸色苍白、身体衰弱的男人。

汉王朝拥有司马迁，又残害了司马迁。结果，在浩荡历史面前，汉王朝既因他而骄傲，又因他而羞愧。骄傲，可骄傲到雄视百代；羞愧，可羞愧到无脸见人。

司马迁的悲惨遭遇，在历史书里都能看到，我就不细说了。我只想表达内心的一种隐痛，那就是：这个人给了中国人一副长久的目光，而我们的目光却不敢在他身上停留太久。他的忍受，让我们难以忍受。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前些日子我在编写《古典今译》一书，原因是最近几年端午节纪念屈原，很多年轻人喜欢朗诵我翻译的《离骚》，因此出版家们希望我再译一些篇目。我立即想到，篇目再少也要加一篇司马迁的自述《报任安书》。为了这篇文章，我还专门做了说明：这次选译的《报任安书》，是他在《史记》之外的一篇自述。请想想看，一位即将完成历史上最伟大史学工程的旷世学者，竟然因一番温和的言论承受了人类最屈辱的阉割之刑。他没有自尽，只因为无法放弃那个最伟大的工程。他要把这种内心隐情讲给一个人听，而这个人又即将被处以死刑。因此，这是一封从一个地狱之门寄向另一个地狱之门的奇特书信。今后几千年中国人最重要的历史课本，就在这两个地狱间产生。这里边蕴藏着多么巨大的人格力量，简直难以估量。

记得我在前面说过，不管秦始皇做了多少大好事，“焚书坑儒”是一件永远翻不了案的大坏事。同样，不管汉武帝做了多少大好事，残害司马迁也是一件永远翻不了案的大坏事。

说了司马迁，还是要回到他的时代，那个让汉民族和汉文化都认祖归宗、扬眉吐气的时代。

汉武帝为了借助外力一起对付匈奴，他希望中国与域外沟通。这是一个军事、政治课题，但说到底，还是文化课题。他派出的使者张骞，担负的任务很多，但历史承认，最终还是文化使者。

在史书上，他派张骞“通西域”这件事，被称为“凿通西域”。这个“凿”字非常形象，好像是用一把凿子，一点点地去开凿原先阻挡在路上的一座座石山。工程很艰难，速度并不快，但决心很大，目标明确。

请注意，是“凿通”，而不是“打通”。用的是凿子，而不是大刀长矛。

这种和平主义的思路，带来了和平主义的结果。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一凿子、一凿子凿通的是丝绸之路。

六年前，我在甘肃兰州召开的一个国际论坛上演讲，说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的第一通道。当时很多人听了有点儿不习惯，因为按照世界历史的传统观念，人类文明的第一通道应该是地中海。但是，我解释，丝绸之路与地中海通道的最大区别，是以和平为主调，还是以战争为主调，因为我们说的是“文明第一通道”。这几年，从国外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得知，不少西方学者的观点也变了。

汉武帝有能力远征他国而不远征，这使他与世界上其他帝国的君主划出了明显的界限。（本文摘自余秋雨《中国文化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