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我国中原地区疫情频发，《后汉书·五行志》记录有10次疫情，尤其建安年间（196~219），疫情持续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是历史上少见的。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战争频繁，饥馑连年，气候寒冷，以至出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悲惨状况，面对疫病流行的惨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建安疫病证治进行理论总结，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

李东垣 补中益气

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记述了公元1232年间疫病的流行，东垣创制补中益气汤治疗。李东垣所称的这次内伤病，其实是一种以脾胃内伤为基础的外感病，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研究考证认为，其实就是鼠疫（《中国医学史略》）。李东垣用益气升阳法治疗烈性传染病，为后世树立了甘温除热法治疗疫病的典范。《东垣试效方》还记述了泰和二年（1202年）一次疫病流行，东垣用普济消毒饮治疗。

吴又可 燥湿解毒

吴又可经历了明代崇祯辛巳(1641年)之疫，《瘟疫论》说：“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1642年，吴又可“静心穷理”，集“平日所用历验方法”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瘟疫论》。《瘟疫论》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成就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创立了新的病因学，“杂气”说，与现代传染病的病原体特征基本相符。二是创立新的病机学说，邪自口鼻而入，侵入膜原。三是创立新的治疗学，疏利透达膜原法，创立达原饮治疗，提出“客邪贵乎早逐”观点。

余师愚 两清气血

清代余师愚经历了乾隆三十三年之疫，《疫疹一得》中余氏描述的是一种出疹性的疫病。余氏总结前人治疫经验创立的大清气血方——清瘟败毒饮治疗。

中医预防瘟疫没有疫苗，但对天花的预防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接种术。就是将患过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这种方法最早起源于何时，还没有定论，但到明清时，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机构。

由此可以看出，在历代治疗疫病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治疗疫病的医家，他们在继承中医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疫病的特点，不断创新，取得了显著的疗效。疫病不同，治法不同，但都是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中医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分析疫病的病因、病机确立相应的治法，这就是中医治疗疫病最宝贵的经验。

晚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