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植树的N个理由

在中国，植树的历史可谓悠久。中国人为什么爱种树呢？除了今天的环保诉求，还有其他原因吗？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桑、枣等经济林木的产出能够作为庄稼的补充，为百姓的衣食生活提供保障。孟子曾提出：“五亩之宅，一夫所受，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谷，故于墙下植桑以供蚕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即要在种田的同时栽种桑树，以此来养蚕，纺织衣物。

种树不仅可以保障温饱，还能致富。据《史记》记载，那些有“千树枣”“千树栗”“千树橘”“千树萩”“千亩竹”……的人，堪称“素封”。他们虽然没有朝廷的封爵，但是其富裕程度能与王侯将相比肩。

行道树在中国历史悠久。早在两周时期就“列树以表道”，即在郊野大路的两侧种植行道树来标明道路的延伸方向。这不仅是一个工程问题，更是周人所崇尚的礼仪。秦朝时，大修驰道，对种树也有详细要求：“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行道树种类增加，不仅限于松树，杨、柳、榆、槐皆有之。种植范围也更加宽广，“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隋代开凿大运河时，运河边的御道两侧也有行道树。

古代种树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作为军事屏障。战国时期的函谷关就是一个例子。彼时，函谷关附近有茂密的森林，并不适宜大规模行军，其关隘作用因此大大提升。秦汉以来，用树来限制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作用更加明显。在蒙恬受命北御匈奴的时候，他就创造性地“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也就是在黄河一带构筑城塞，同时在外面栽种大量的榆树，构成了另一层关塞，极大地限制了匈奴骑马进攻的机动性，让骑兵到此不得不下马步行。失去了马的协助，匈奴在秦军面前变得脆弱，易于击溃。

当然，古人也早早有了环保的意识。孟子曾言“斧斤以时入山林”，《汉书》更指出“斩伐林木，无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明确提出了水旱灾害与乱砍滥伐之间的联系。清代华州严格执行山禁，禁止砍伐林木，以减少水土流失；西乡县广种树木，防止水患……这些都说明，古时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乱砍滥伐与水土流失之间的关系了。

贰

鼓励植树的N种方法

在古代中国虽没有国家规定的植树节，但一直保留着植树造林的优良传统。那么，古人是怎么鼓励植树的呢？

《礼记》记载：“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早在先秦时期，就设有专门掌管国家山林的官员，称为“林衡”或“山虞”。《周礼》对这两个职位有明确的描述：“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凡窃木者有刑罚。”“山虞以时斩材，而林衡受法于山虞，以严其戒，一有不平，则计其守其之功过而赏罚之矣。”也就是说山虞职位较高，主要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对树木的栽种砍伐进行决策。林衡职位相对较低，受山虞领导，主要职责是巡视山林，执行禁令等。

即使是在诸侯混战、四方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植树依然盛行。齐国名相管仲要求城民布衣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巩固城防，并言：“能树百棵使繁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意思是谁要能种一百棵树并使其长势繁盛，就可以得到黄金一斤、粮食八石的奖励。

唐代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相当于现代的“自留地”，便规定在永业田里必须种上一定数量的树木。唐朝还规定，凡驿站与驿站之间都要种行道树。开元年间，还下令各地在通衢两旁都种上各种树木，以荫蔽行旅。

宋太祖赵匡胤根据植树多少把百姓分成五等，并下令凡是垦荒植桑枣者，不缴田租。对率领百姓植树有功的官吏，可晋升一级。

明清时代，植树规模有更大发展。明太祖朱元璋被人称作“植树皇帝”，甫一登基就诏令天下：“凡民户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一家人家一年要种桑麻以及枣树各两百株。诏令一颁布，仅金陵钟山等地就植桑麻五十多万棵。而后逐年递增，蔚然成风。到朱元璋退位时，据说全国各地栽种树木达几亿株之多。

叁

历史名人与树的N个故事

翻阅史册，不难发现，许多历史名人都与树有着不解之缘。

西周时，有位名将叫沙俊其，此人武艺高强，骁勇善战。他每打一次胜仗，就令军士“人种一树，以庆武功”——以栽树来庆功，古今尚无先例。后来，他连抓到了俘虏，也令他们去栽树，以至于他率领的军队形成了“庆功栽杨”的庆功习惯。这种习惯影响颇远，许多诸侯国都效仿了这种一举数得、别出心裁的庆祝形式。

三国时东吴名医董奉医术高明，乐善好施。董奉隐居庐山期间，为贫苦百姓看病，从来不取分文，只要求病人病愈后按病情轻重，在他住所前后栽种杏树，重病者栽五株，轻病者栽一株。数十年光阴，他的房前屋后竟有十万余株杏树。每当杏熟，董奉就用杏子来换谷米救济贫民，人们称这片杏林为“董仙杏林”，后人遂以“誉满杏林”称颂医家。

三国时为建立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诸葛亮，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他把自己栽种八百株桑树作为子女生活的来源，为子女生活作长久安排。一代名相，两袖清风，死后留给子孙的唯有自己栽种的桑树，令人不胜感慨。

宋代改革家、诗人王安石对种竹、植桃、栽柳极感兴趣，赋有诗句：“乘兴吾庐知未厌，故移修竹似延雏。”“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移柳当门何啻王，穿松作径适成三。”可见他对树木的热爱。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大力倡导绿化，而且亲手在柳州地区遍植柳树。他写诗自叙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手种黄柑两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一副亲力亲为的风范。此外，他还总结了绿化的许多方法和技巧，“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这些经验之谈，今天读来依然有指导意义。

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沿途六百多里种柳二十六万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清人杨昌溪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