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是杨绛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日。四年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离世时，人们纷纷感怀于一个时代的落幕，也宽慰于“我们仨”的天上重逢。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传奇伉俪，钱锺书、杨绛并驾齐驱的才学和相濡以沫的爱情都久久为世人传颂。斯人已逝，但他们以风雅和幽默点亮平淡灰暗，将世俗生活过出诗意的文人风神，依然令人怀想。正如学者夏志清所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再没有一对像钱杨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誉的夫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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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1980年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重印。
钱锺书的《宋诗选注》 初版于1958年。
1935年，新婚后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邮轮赴英留学。
“文化昆仑”的传世之作
钱锺书的名头很大，有人称之为“文化昆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学者余英时说钱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里面“最后一个风雅之士”。
钱先生本是以研究西方文学为专业的，在牛津大学受过严格训练，西方的文学典籍无不涉猎，对西方哲学、历史也烂熟于心。他受书香门第家学的熏陶，20岁已走上博雅考订道路，国学功底深厚，其融会贯通中西文化之造诣，人们只能望其项背。在清华大学读一年级时，浩博宽豁之通儒钱穆先生，早年作《国学概论》一书，曾请钱锺书在清华大学执教、名满学界的父亲钱基博教授作序，结果钱锺书执笔代作。钱穆读到署名“钱基博”之序，深为其宏观的史实与气度折服，遂在《自序》向“子泉宗老（钱基博）”致谢。后杨绛披露，此序系钱锺书代笔，“一字未易”。钱锺书时年20岁，学界震惊。
上世纪三十年代，钱先生的《马克思传——一九三四年我所爱的书》一文发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上，引人注意。接着他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小说集《人·兽·鬼》等，但真正给他带来极大荣耀的是1946年完稿、次年初版的长篇小说《围城》。尽管内战烽火已起，上海经济萧条，但《围城》很畅销。
钱锺书译完《毛选》，回到文学研究所后，外国文学组没有收留他，所长郑振铎对杨绛说：“默存（钱锺书）回来，就借调古代组选注宋诗吧。”此非钱先生所愿，但他听任安排。他以一个学者探求学问的科学态度，下苦功夫搜辑辨认，遍读宋诗，两个寒暑中“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最终出版《宋诗选注》。
原本是个冷饽饽，经钱先生一选一注，竟惊艳学界。胡乔木说：“选注精当，有独到之处，是一部难得的版本。”一衣带水的日本学界汉学泰斗、宋诗专家吉川幸次郎对《宋诗选注》非常重视，推崇备至，交口称誉说：“由于此书的出现，宋代文学很多部分恐须改写。”
钱锺书在学术上善于独立思考，从不“明道”，也不“救世”，更不做“媚时”学问，给中国文化留下一束独立精神的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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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译《堂·吉诃德》，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网格本。
《我们仨》于2003年出版。
风雨同舟63年
钱锺书和杨绛都是无锡望族之后，他们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才子佳人一见倾心，喜结连理。1935年钱锺书考上“庚款”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年轻夫妻同往英伦求学。二人笃志虚心读书，天璧非宝，寸阴是竞，更有爱情相伴。“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钱锺书两年后获副博士学位，又至巴黎索邦大学进修一年。夫妻携幼女归国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便赴云南执教于西南联大，国难当头，以教书育人报国。
1949年钱锺书又回清华大学任教授，杨绛则执教于北京大学。1952年二人调到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钱杨成为寥寥几个研究员中的两席。1953年文代会之后，钱锺书突然被调去翻译《毛泽东选集》，这可是极荣耀的工作，只有领导认为极可靠之人，才有此殊荣。钱锺书是个认真严谨之人，发现书中毛主席说“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显然当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之误，毛主席欣然接受。
翻译《毛选》之后，老本行是研究外国文学的钱锺书，又被派到古代组“选注宋诗”。钱锺书出版的《宋诗选注》，获得很高声誉。
杨绛也是才高八斗的人物，在钱锺书的《围城》横空出世之前，便在1941年后，相继创作出剧本《称心如意》（四幕喜剧）、《弄真成假》（五幕喜剧）和《游戏人间》等，翘楚剧坛。著名学者李健吾当时著文说：我将欢喜地指出，杨绛是中国喜剧里程碑式的剧作家。她的喜剧，善于在各尽其妙的人物刻画中，隐喻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滋味，而且有对中西文化历史的双向审视。
杨绛不仅写喜剧，还精于翻译，有《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多部译著出版，她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我们仨》等构思奇巧、想象大胆、寓意深厚、文笔洒脱，既折射出现实人生，又表现出作家的“艺术勇气”而脍炙人口。
钱锺书夸赞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过娶别的女人。”杨绛幸福地说：“我也一样。”晚年，杨绛出版《我们仨》，写钱锺书、杨绛和他们的爱女钱瑗之间的爱，那么深沉又朴实，读之令人动容。
钱锺书的隐忍是智慧，杨绛的快人快语也是以智慧为依托的，一柔一刚，刚柔并济，构成一种和谐的处世哲学，彰显人格力量和人性魅力。他们夫妻极高的文化修养、纯粹的至性至情，让他们活得快活洒脱和长寿，夫活到88米寿，妻活到105岁接近茶寿。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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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世俗生活过出诗意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文学出版界也呈现新气象，一批批被禁锢的中外优秀图书陆续出版，其中就包括《围城》。胡乔木致函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说《围城》《清宫秘史》都应考虑出版。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去钱府商量《围城》出版事宜。
《围城》于1947年初版后，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重版过两次，读者争相阅读，成为当时文坛热门话题。那之后《围城》无端被视为“反动小说”，一禁就是30年。
听到《围城》拟出版，钱先生的态度令访者极为吃惊。他波澜不惊地说：“那个旧东西，不要再出了。”钱先生的表态，与许多作家希望出版或再版自己作品的热切之情相比，反差如此之大，这与他一贯淡泊名利的禀性有关。经过劝说，他总算同意重版，却明确表示：“以前的东西，原样为好。”这又与一些作家跟风趋时，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相反，让作品保留原始状态，存一个“真实”。这或许正是钱先生崇真尚实的精神之所在。
钱先生与夫人杨绛有一“规矩”，钱的书，书名由杨绛写，杨的书，由钱写。钱锺书很在意“锺”字，他说：“贱名‘锺’字，皆改为‘钟’，虽无关系，亦平添后世校勘或考订者作为资料，复原如何？”字体简化后，“锺”与“鐘”皆简化为“钟”，但两字是有区别的：鐘，计时之器；锺，感情集中也。很多人忽视二字之不同，钱先生特别强调，维护自己的署名权，理应得到尊重。
《围城》再版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标志文学的一个新时代开启。《围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版，首印13万册，供不应求，盗版者也乘虚而入。同名电视剧开播后，万人空巷，图书印数更是暴涨。
钱先生家客厅不大却典雅整洁，玻璃书柜占满两面墙，另一面墙的字画下有两个单人沙发，靠窗下有一张书桌，摆放正校阅的书稿。客人到访，钱先生总是从里屋搬木椅，独自坐了，让客人坐沙发。
钱先生不善热闹，独爱清静，青衿之岁到白首之年，一直未改。余英时先生说他“除了才高和勤学之外，受前清遗老像陈衍那样的人影响很深”，是位淡泊洒脱的文人。能把人间烟火世俗生活过出诗意来，这是文人的最高境界。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