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60年前，中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同时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

一批科学家下定决心，为了祖国核事业“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胡思得、李德元和李维新是原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三位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如今都已到了耄耋之年，但加入这项事业时，他们都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A

“我们要搞核武器” 跟任何人不能说的隐秘

1958年7月，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一座名为“花园路3号院”的办公楼开始动工，“北京九所”就诞生在这里。

同年8月，22岁的胡思得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九所。来九所报到的当天，他见到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33岁的邓稼先。

当时，邓稼先给年轻的大学生安排的工作是学习一本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超声速流与冲击波》。胡思得回忆，学来学去，为什么要学，成了大问题。一个月后，他“斗胆”向邓稼先提出，“能不能开一个党小组会，给我们讲一讲到底干什么？”

胡思得回忆，邓稼先后来告诉他们要搞核武器。“讲完‘核武器’三个字后，又讲了很多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是干什么的话，至少交代了二三十分钟。”胡思得说。

B

算盘和手摇计算机 饿到浮肿也没停过计算

1957年，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国，表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60年7月，苏联政府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苏联专家带着重要的图纸资料撤出中国。有一种悲观的说法是：“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短缺，但九所的大楼里，哪怕大家饿到浮肿，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的噼啪作响也从来没有停过。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

“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有一个任务，晚上十点钟一定到办公室来看看，把浮肿的同志赶回去，但很多浮肿的同志到外面转转，书记一走又回来了。”胡思得回忆，他们都是自觉自愿的，没有人强迫要这样做。

李维新说，由于当时中国用的计算机跟美国计算机相比，百万次每秒计算速度相差上百倍，为保证精准就得靠精确计算反复检查。李德元回忆说，这个事情很单调，但心里怀着宏大的目标。“很多记者、很多作家想要写我们的故事，我说你们不要写，这里面没有故事性、没有爱情，是很枯燥的。”李维新说。

C

质疑苏联专家数字 理论上推翻苏联数据

当时，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陈能宽、秦元勋、周毓麟等顶尖的科学家都在九所集结。但“九次计算”历时近一年，如同一个关口，卡在那里——其中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的技术指标不符合。

直到1961年，周光召加入九所。“他从头至尾把我们的数据重复算了一遍，觉得没错。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怀疑，会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胡思得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怀疑，一个没有搞过原子弹的人，否定原子弹专家给出的数据，这谈何容易？

1961年9月，周光召从炸药能量的利用率入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从理论上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九次计算”持续将近一年时间，反复磨砺，厚积薄发，为之后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D

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 办公室里却不敢欢呼

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根据现场采集的数据表明，爆炸威力初估TNT当量在2万吨以上，科学家们确认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

那一天，胡思得身在青海核武器生产基地，李德元和李维新依旧在北京的九所办公室里。“得知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后，当时大家都在鼓掌，不敢欢呼。”李维新回忆，因为会议室靠围墙太近了，怕声音传到外头，“那时候这个事情还是保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