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潜之

“离婚登记工作时间每天受理50个号、上午下午各25个……”近日，上海某区婚姻登记中心出具的一则告示引发网友热议。记者实地探访后得知，“限号”是因为新《婚姻登记工作规范》增加了离婚登记询问笔录等程序，导致办理时间延长、接待压力变大。而上海民政部门表示，已经在考虑推出网上离婚预约。（新华网）

虽然此“离婚限号”颇有些不得已，但今年“两会”期间，已有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增设婚姻缓冲期，通过为离婚设置一定的限制，一方面可以防止当事人因生活琐事冲动离婚，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杜绝“假离婚”。青岛、广州、大连、南京等多地已经开始实施离婚限号措施。

统计显示，2014年我国依法办理离婚363.7万对，比上年增长3.9%，离婚率连续12年增长。从乐观的角度看，这体现着社会的进步，因为婚姻自由不仅包含结婚的自由，而且也包含离婚的自由。但婚姻不是一句“好合好散”那么简单，每一起离婚案件的背后，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解体。通过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保卫婚姻、维护和谐美满家庭生活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识。

通过种种措施限制人们离婚、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确实迎合了人们的普遍心理。毕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婚姻不合、扬言离婚的，亲朋好友都会好言相劝，“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劝合不劝离”的婚姻观念还是根深蒂固。但这种措施如果由公共机构来统一实施，不仅于法无据不合法理，而且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首先，公共服务部门没有限制离婚的权力。公共服务机构对公众提供的是无差别的服务，在实施过程中，经办人不能带有道德情感因素，更不能把这种情感转化成强制规定。

其次，限制措施并不能解决离婚率上升的问题。一段婚姻走向结束，其背后有着种种可说或不可说的复杂因素，感情破裂、价值观冲突、家庭矛盾、生活压力等都有可能是根源。

再次，用政策限制离婚在执行上存在巨大风险。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婚姻圆满、家庭幸福自然是人人追求，但婚姻不幸、矛盾重重，离婚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我们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婚是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更是成因复杂的家庭问题，绝不能仅仅出于所谓“好心”一限了之，更不能随意施展对公众权利的限制。通过启动社会工作程序，通过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妇女儿童权益组织以柔性的方式，在详细了解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分别进行干预引导，这才是符合法理人情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