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合上书的那一刹那，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迅速潜入到略带寒意的春雨夜幕中——也许那些冰冷的雨滴，才可将内心翻滚却又无力的情绪，慢慢“冰”回至冷静的水平线。

贾平凹这次似乎呈现了一个稍稍有些陈旧的故事。胡蝶，一个好不容易从农村来到城里的中学毕业女生，在她第一次尝试通过努力为母亲减负时，却被贩至人贫地瘠的圪梁村。在那里，她经历了大多数被拐妇女同样的经历：禁闭、毒打、强奸、生子……为了不致故事过于单极化，胡蝶的“买家”黑亮虽然有点黑，但为人和善，生活条件在当地也还不错。故事的结尾有两个：一个是胡蝶被派出所所长救回，但却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另一个则是胡蝶在日复一日地被解救苦盼中，逐渐“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訾米姐”。

为避俗套，贾平凹在陈述故事时采用了第一人称方式，“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唠叨”，“她是给谁唠叨？让我听着？让社会听着？”任何文字均不及当事人的“唠叨”更有力量，只有身临其境，我们才可能接近体会到被拐妇女无所不在的恐惧，难以想象的身心与精神痛苦：为保守贞洁，她们以死抗争。可一旦被强奸有了骨肉之后，母性往往令她们又陷入无论忍受还是离开都会更加痛苦的深渊。所以，“在十年里一个字都没写”之后，贾平凹选择让被害妇女站出来，用水墨画方式，不加艺术涂抹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就够了。

对于那些被拐妇女而言，无论是否被解救，结局总是痛苦的。故事结局之一是胡蝶被解救后回到了原来租住的小屋，但是她已经被作为一种特殊的标签，暴露在舆论的聚光灯面前：她不得不一次次复述原想努力忘掉的过去，她无法找回从前的生活，她甚至成为别人警告小孩的一个标志物……人们只想要解救成功，却没人想过如何接纳她。这也是那个真实故事中的小姑娘，最后不得不回到被拐山村的原因所在。

胡蝶的故事确实不算新鲜，贾平凹显然不想拘泥于一个“寻常”故事的表面，他想在自己对农村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尝试去解开拐卖妇女这背后更深的那个结。如果把胡蝶看成是故事的A面，那么另一主人公也是胡蝶“丈夫”的黑亮则是这个故事的B面。如果不是因为买媳妇这件事，黑亮在村里也算一个不错的人物：人虽纯朴但也颇有算计，因为会做点小生意所以生活条件还算不错，但也仅仅是手上不缺零用钱，家里不缺口粮。像黑亮这样的农村年轻人，本身承担着延续家族香火的重任，同时也是农村赖以发展的香脉。当农村姑娘普遍不愿意留在贫瘠的农村后，留在农村的年轻小伙子就只有打光棍的份了。

阎海军在《崖边报告》一书中曾经真实地呈现了位于祖国西北部的崖边村。“截至2013年，崖边81户中共有70后光棍4人，80后光棍15人，90后人群中，符合年龄但没有结婚的人达到了4人”。当一些人频频质疑“农二代”不再返回农村时，却无视一些农村正在变成“光棍”的大本营。一方面农村资源贫瘠，发展艰难；另一方面农村适婚男女性别失衡，客观上形成了拐卖妇女的沃土。

对于光棍而言，要么在光棍中虚度人生，要么冒险买卖以续香火。这也是为什么胡蝶在被解救过程中，出现了寻子电影《亲爱的》中那奇怪的一幕：全村老少全都出来抵抗法治机关的解救。也正因如此，解救报道中我们见得最多的是解救人员如何冒着种种危险，犹如深入虎穴，反倒很少见到“买家”受到法律严惩的现象。

本书取名《极花》，这显然是贾平凹对这部水墨写作小说唯一的一次艺术升华。按照贾平凹的解释，极花是作为极草的冬虫夏草的对应物。冬虫夏草被城里人炒成了天价，结果青海遍地满目疮痍。极花是圪梁村最值钱的东西，因为城里有巨大需求，结果很快到处挖得底朝天。当城里掏空农村的优质资源连同女人后，原本纯朴生活尚可的黑亮，便只能冒险从人贩子手中买。没有买卖，便没有拐骗。当需求源头无法从根子上解决，再声势浩大的解救妇女行动，很难说不是治标之策。

贾平凹对黑亮这一角色的深入书写意在表明，仅仅看到妇女被拐卖的巨大伤痛并非目的，唯有追根溯源才可能找到治本之策。贾平凹虽然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故事结局，但终点仍旧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被拐骗的妇女无论被解救还是至今未能解救，痛苦很可能伴其终生。她们的痛不只是法盲的痛，还有城乡发展失衡的痛。当我们沉浸在城市快速发展荣光的喜悦，享受着“极花”制造的农村虚美幻景时，我们何曾真正看到，极花的背后其实是农村一道道撕裂的“伤疤”，越是贫瘠之地，这些“伤疤”越深越痛。

贾平凹笔下的圪梁村如此，阎海军笔下的崖边村又何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