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读周作人，读俞平伯，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位长衫人物的袖里清芬，尽管都吹过欧风，淋过美雨，无恙的依旧是那一盏苦茶，那一株古槐，朱丝栏间浮动的墨影永远是三味书屋和春在堂的疏影。说颓废，那是最后一代文化贵族的颓废；说闲散，那倒不是秦淮梦醒灯火阑珊的闲散：是钟鼎胸襟供养温山软水的脱俗。周作人给俞平伯的信有一封说：“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它，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这是知堂一生盘桓心头的偏爱，做人为文从来不屑穿凿，不屑甚解。

——董桥《记得》

我走过新芽繁茂乱挤的孤荒大地，不论信或不信，早春的第一枝杜鹃已经绽放，而时序不过方入仲冬，这是台湾，我遁避的山区一角。到了真正的春天，新簇小芽已是成株，寒光清冷里蒴果绽放，传递讯息，繁殖的幼芽，至新春已是另一代了。

——凌拂《台湾草木记》

事实上，每种书写都意味着书写者的某种不满意。生命的起源我相信绝不是你们讲的那样。原子真的不能再分割下去吗？弱势的劳工会永远甘心受黑心资本家的剥削宰制不起身反击吗？除了奥斯瓦尔德之外还有谁也想杀肯尼迪？每一本书于是也通过驳斥、质疑、描述、解释、想象，揭示着整个或局部世界的某一种他认定的模样和底层真相，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可能的世界。

——唐诺《阅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