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剑锋

7月16日，四川资阳安岳的杨付军再次返回安岳，寻找女儿黄晓翠的下落。杨付军及家人称，怀孕3个月的黄晓翠于13日下午从成都茶店子客运站坐大巴车回安岳，准备在县城的医院进行产检，但她上了大巴车，在安岳县城下车时却不见其踪影。直到14日，黄晓翠的家人仍未联系上她，无奈之下，家人向安岳警方报警，更让他们感到蹊跷的是，大巴车在行驶途中有一段监控视频缺失。（7月17日《成都商报》）

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我们正大步迈入“满城尽是摄像头”的时代。可在关键时刻，监控“掉链子”却成为一种“潜规则”，每每让人诟病。譬如，在云南“躲猫猫”事件中，相关部门以监房摄像头已坏为由拒绝提供录像；武汉男子李文彦“做噩梦”猝死九江看守所，看守所称事发当天的录像因电脑硬盘故障，无法调看……种种“巧合”的背后，是对生命的极大漠视。

按理讲，既然投巨资安装了监控，就有责任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转、保护录像的真实有效，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底线。可是，一些监控录像要么患上“白内障”，要么“选择性失明”，而且“出事”后一句“监控坏了”就可以逃脱责任。如此这般，谁能保证不会有下一个在“坏探头”下“诡异死”的人？

大巴车监控视频关键时刻缺失，留下的是一连串问号：监控录像是最直观的“真相”，道理明摆着，孕妇失踪若有隐情，监控就等于“自证其责”，有谁愿意“摊上大事”呢？查明孕妇失踪真相，不妨从监控视频离奇消失的那一刻查起，调查追责、制度补漏“一个都不能少”，这样方可对接公众的不懈追问。

从报道上看，“没电没录上”不是监控“失明”的“遮羞布”。而其之所以能轻易地玩弄于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股掌中，说白了是缺乏对监控的有效“监控”——设备坏了就坏了，录像丢了就丢了，由于问责机制的缺失、法律条款的缺漏，即便“出事”也往往三言两语就可以搪塞过关，最多也只是个“内部处理”罢了。

俗话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面对监控“失明”，法律不能“失语”。一方面，应从法律上赋予监控安装单位相应的义务，明晰设备有效运转、录像妥善保管等责任；另一方面，可引入举证倒置的相关程序，对涉事而不能完整提供的监控录像的单位，由其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