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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母亲站在村口那棵柳树下等我和三哥放学。

12岁那年，我和三哥一同考上乡中，一周回家一次。每到周五下午，母亲放下手头活计，站在村口柳树下张望，好似等待打仗归来的战士。每次返校，母亲都为我和三哥装上一周吃的烙馍。她费大半天工夫一张张烙出来，然后两个馍合一，沾上油盐卷在一起。每周有母亲的手工馍，我们就能省下几元饭钱。每次去饭堂打完粥，匆匆走出饭堂，躲在校园的柏树下，东瞧瞧西看看，然后从书包内掏出馍，慌不择食地吃，怕同学看到笑我。

上初三时，全班女生都穿着买的鞋，有运动鞋，有打着蝴蝶结的布鞋，别致漂亮，唯独我穿着母亲手工做的布鞋。一个周末回家，我看到母亲风尘仆仆把锄头一放，拍打一下身上的灰尘，就跳到猪圈清理猪粪。我跟在母亲身后想和她商量一件事，可迟迟不敢开口。母亲看我满脸不悦就问：“雪儿，有事？”我嘟着嘴不吭声。母亲忙完活，洗手准备做晚饭，我跟到厨房，手挠着头发嘟哝道：“妈，全班同学就我穿着粗布鞋，丢死人了。我想买一双带蝴蝶结的布鞋。”母亲傻愣愣地望着我：“你说啥？我做的布鞋穿上很丢人？你……”母亲气得浑身颤抖，手举在半空又落下。

那晚，无论父亲和哥哥们如何劝说，我用被子捂着头不理他们，心里一个劲儿诅咒母亲：老土、小气、抠门……

初三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早。我班好多同学没穿棉袄，下课都缩在教室。这时，教室的门“吱”地一声开了，走进一位中年妇女，头发眉毛上都挂着洁白的雪絮。她冻得僵硬的手伸进腋下，掏出一个用红头巾裹着的包：“雪儿，我给你送棉袄，里面有双棉靴。”我站起身，不屑地接过她手中的包说：“快回家吧，一会就上课了。”母亲看我一眼，匆匆走出教室。我隔着玻璃窗看到母亲踏着积雪，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地走出校园大门。

回到寝室，我打开包，惊讶极了。我以为又是母亲做的老土棉靴，原来是一双买来的、一边绣着蝴蝶的深蓝色棉靴。泪悄悄地滴落在棉靴上，我的心像被虫子撕咬着一样疼痛。

母亲也给三哥送了包，不过三哥穿的是大哥的旧粗布棉靴。

我家离乡中十多里，我和三哥总是像运动员比赛，从家跑步去学校。母亲常说：“等卖了猪给你们买辆自行车。”可猪卖了，大哥定亲。等又一头猪卖了，大哥要建房。没有房子嫂嫂不结婚。

那年，我和三哥以优异成绩同时考上县重点高中。当通知书送到家时，父母愁得一天没吃饭。 二哥傻乎乎地站在母亲身边揩鼻涕。二哥是智障。二哥虽脑子傻，可四肢健全，会干重体力活。

晚上，我无法入眠。夜半我披衣外出小便，听到母亲在嘤嘤哭泣。我侧耳站在母亲窗下偷听。父亲唉声叹气地说：“别哭了，这样委屈三儿了。”母亲哭得更伤心了。父亲咳了声说：“要不让三儿去上，让雪儿退学。”我听到母亲停止哭泣，连声说：“不、不能，雪儿够命苦了。不是你早上起得早，在村口柳树下捡了她，哪会跟她有缘呀！不能委屈她啊！”父亲说：“可三儿是你的亲生骨肉，你仔细掂量掂量吧！”

那一夜，我哭成了泪人，好想推开母亲卧室门问清我的身世。

第二天，全家刚吃过早饭，母亲站起身说：“都别走，有个事说说。”母亲用粗糙的右手拢拢花白的头发，声音坚定而自豪地说：“三儿和雪儿同时考上重点高中是咱家的福气，可咱家的家境供不起两个高中生，你大哥春节要结婚。雪儿是咱家唯一的女孩，身小力薄；三儿是男娃，有体力，外出打工挣钱能供雪儿上学。”母亲说着喉咙哽咽了。

那年9月，我带着一家人的期望踏进县重点高中。三哥忙完秋收，和村上的一帮建筑工去上海打工。

高中三年，一直是三哥打工挣钱供我上学。我接到大学通知书的第二天，噩耗传到我家。三哥在20层楼上装空调外机时不慎摔下来，当时就不行了。母亲得到消息，一下子晕了过去。

第二天，母亲和大哥匆匆启程去上海处理三哥的后事。

后来，才知道母亲的身世。原来母亲是村西头的寡妇，因家里姊妹多，从小没读过书。她18岁嫁人。她的男人高大帅气又勤劳能干，买了辆四轮车去山区拉石头挣钱养家。一天傍晚，车走到桥头上坡时，不幸脚闸失灵连车带人翻下河坡，当场死亡。那年母亲刚刚28岁，大哥6岁，二哥3岁，三哥不到9个月。为了三个孩子，母亲委屈地嫁给我现在的父亲。我父亲是村东一位老光棍，有哮喘病，并且比我母亲大15岁。

母亲长得很漂亮，勤劳能干，会精打细算，又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后来，父亲捡回了我，这个贫寒的家，虽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也幸福温暖。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并和大学同学结了婚。结婚第二年深冬，父亲因哮喘引发心脏病、肺气肿离世。

安葬好父亲，我和丈夫商量接母亲去城市住。我要陪着她，让她享享清福，她一生太苦了。可母亲坚决不去，她说：“我走了，你二哥怎么办？”我说：“你和二哥一起去吧。”母亲摇摇头说“你妈住不惯高楼，还是农村空气好，有邻居聊天。”

母亲越来越老，头发全白了，耳也聋了，腰也弯了，还患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村上人告诉我，她一看到小学生背着书包放学，就弓着腰，拐着腿，蹒跚地走到村口老柳树下，可着嗓门大声叫我的名字：“雪儿、雪儿还没回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