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击暗夜——鲁迅传》的作者陈漱渝认为，认识鲁迅，阅读鲁迅作品，最重要的是四个字：“知人论世”，“这是打开鲁迅作品的钥匙”。陈漱渝说，要了解鲁迅，就要走近鲁迅，了解鲁迅的作品，就要了解鲁迅身边的人，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跟他有关系的同时代的人，不了解那个时代就不可能读懂鲁迅。

鲁迅形象的全面描摹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人文理念被思想界的全面接受与不断吸纳，关于鲁迅的研究再度升温。《搏击暗夜——鲁迅传》是鲁迅研究专家、著名学者陈漱渝在多年悉心探究研读的基础上，围绕鲁迅的生命历程、思想发展、家庭生活等方面精心梳理出一部全面描摹鲁迅形象的专著。在主体意识普遍增强的现代语境中，作者用坚弥的史实和诗化的语言构建起比较精准的鲁迅形象。

全书有九章，分述鲁迅一生先后栖居绍兴、南京、日本、杭州、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的九段岁月。其中，篇幅最长的是上海九年，占全书近半篇幅。北京十四年次之，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上海九年是鲁迅一生中著译劳作最密集、社会交往和政治实践也最活跃的时期，创作上聚力于杂文，翻译上取材益趋广博，牵涉的现实与思想背景错综繁杂。这样的比重，恰与鲁迅文学、思想和社会实践见诸史载的密度相匹配。

如果传记可比作传主的人生地图，那么，《搏击暗夜》这幅鲁迅的人生地图勾勒、标示出的地形，正与鲁迅生命道路上坎坷起伏的地势变化相吻合。

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鲁迅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国民精神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反思与批判，敦促和呼吁国人尽快冲破思想牢笼，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基于此，鲁迅和鲁迅精神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正如著名学者钱理群所说：“鲁迅作为一个精神本体，在当下中国，是一种很好的批判性资源。”

陈漱渝在书中坦言鲁迅是“忘不了的人”，强调鲁迅的“生命属于永恒”，认为鲁迅“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神圣位置，如同荷马之于希腊人，莎士比亚之于英国人……”陈漱渝对于鲁迅所秉持的这种态度，不啻为一代学人心声的集体表白。这些葆有学术良知和道德理想的当代学人往往和鲁迅熔铸在一起，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烛照自己、磨砺自身，并在与之进行精神对话中完善学术修为。

用平视的眼光打量鲁迅

《搏击暗夜——鲁迅传》不虚美、不隐恶，重点回顾了鲁迅与胡适、陈西滢、章士钊、杨荫榆、梁实秋、徐志摩、胡秋原、顾颉刚、周扬等人的是非恩怨、矛盾纠葛，以公允公正的立场品评鲁迅，并厘清鲁迅与论战者的杯葛芥蒂，不为尊者讳耻，不为贤者讳过，更不随意否定鲁迅生命中的每一个关键人物。

例如，对当年被张闻天、瞿秋白等人写文章严厉批驳的胡秋原，传记给予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认为胡秋原是一位功绩卓著的史学家和哲学家，是一位敬重鲁迅、帮助瞿秋白的具有独立思想的优秀学者，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当时左翼文艺界的很多批评家。

这些持之有故、言之有据的结论不仅中肯坚实，而且提供了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方法：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物不应简单武断地加以归类和裁断。

在处理1923年7月14日与周作人失和、1925年10月与许广平定情，以及晚年参与左翼政治活动这些鲁迅人生途中的非常遭遇或特殊片断时，作者凭史料说话、在史料中求真的力度和分寸感，拿捏得更为确切、精当。比如鲁迅与许广平于1925年10月确定爱情关系，是作者依据许广平当时发表的两篇直抒爱情心得的散文，做出的独家判断。较之在这一问题上拘泥于从鲁迅日记中的一词一句或鲁迅遗物中的一件寝具做推理，却又无法坐实情境原状或具体时间点的其他研究，以发表作品和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主旨来确认情感世界的大事，显得更加合理、稳妥。

关于鲁迅生命中的一些谜团疑案，能够破译澄清的就出具明确结论，对于当下还无法破译澄清的表示留给后人破解，体现出作者科学的写作态度和严谨的治学风格。

陈漱渝没有把鲁迅传写成一部思想传奇，也没有写成一部杂糅许多秘闻的野史。作者用平视的眼光打量鲁迅、还原鲁迅，一方面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陷入神化误区，冷却神话制造者的角色迷恋；另一方面恢复鲁迅具有深挚人间情怀的“人之子”形象，使其不再被神化、被标签化、被符号化。

“真的猛士”势必继续呐喊

对于陈漱渝而言，鲁迅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更是一个敢爱敢恨的鲜活生命，他的人生经历宛若一本殷实厚重的大书，其性格、其爱情、其职业经历、其生活习惯等，都让后人从中有所感悟有所感慨。

作为当代鲁迅研究权威之一，陈漱渝通过挖掘鲁迅及同时代作家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寻访鲁迅门生和故旧，斟酌未出版的手稿和油印本，考辨鲁迅的行迹和交游，借鉴近年来学术界研究鲁迅的有益成果，把一个更加平实、更加丰满、更加多维的鲁迅形象呈现给读者，引导读者把身心投入到鲁迅未竟的“改造国民性”的浩大工程中。

在鲁迅冷峻的话语里面，“国民性”占了很大比重，“国民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体，但有时也深藏着难以根治的恶习，既有油滑和小聪明，也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有残酷的“人血馒头”交易。

鲁迅之所以不惮以最大恶意揣测中国人，是由于他对国民文化性格有着切肤的体察。在当时强大的文化惰性和僵硬的国民“劣根性”面前，许多文人写起了闲适文字，这是由于规避现实、绕道而行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文人的生存策略。

孤独高傲的鲁迅，用刻薄的文字将启蒙精神刻进了国人的骨子里，他所发现的“吃人”二字惊醒了诸多后来者。鲁迅对思想启蒙并不抱过多幻想，他认为人生最苦痛的地方在于梦醒了无路可走，在“出路”出现之前，他宁愿一个人扮演普罗米修斯的角色。

1925年5月3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明知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我只有这个。”由此可以推断，文本解读并非是考察鲁迅心路历程的唯一路径，在冷峻的证词和含泪的幽默中，鲁迅的精神世界还在当下延伸。

因此，展示鲁迅果敢决绝的勇士风貌，既要深入系统地解读鲁迅文本，更要与省察中国历史文化、追思中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当然，也不能摆脱和游离鲁迅独特的思想轨迹和情感世界，陈漱渝笔下的鲁迅，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学术案例。

阅读陈漱渝的《搏击暗夜——鲁迅传》，使我们接近鲁迅的“本色”、触及鲁迅精神的内核。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国人无疑始终被鲁迅阅读着、剖析着，鲁迅当时并未指出一条现实的人生出路，在其身后“真的猛士”势必继续呐喊。因此，还原鲁迅永远都是一个神圣的事业。

综合《解放日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