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民

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百无聊赖地翻看斯特林堡的《疯人辩护词》——一部自传性质的、控诉前妻“罪恶”的长篇纪实作品，忽然，手机“嗡嗡”响起来。

“哪位？”

“我啊，听不出来了？”耳机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女声。

“真听不出来，直接说吧！”我歉意道。

“仔细想想，还想不起来吗？”对方笑着逗我。

“呵呵，忘了。”我也冲着手机傻笑。

“我，瑞玲呀。”

“哦，听出来了。我们……多少年没见了？”我眼前浮现出一张圆圆的、甜甜的脸，眼睛弯弯的，小巧的鼻子下面嘴也是弯弯的，给人总在微笑的印象。

“20年啦！你忙不忙？见面聊聊吧。”期待的语气。

“好的。”我毫不犹豫地说，“你定个时间，我没问题。”

瑞玲是我的初中同学，初三时转来我们班上。那时，我家离学校远，一路上全是农田，一个人步行，没有同路的伙伴。瑞玲家在我们厂区右邻的村子里，她转来后，我上学终于有了同伴。她大我两岁，见人就笑，和总是板着一张脸的我形成鲜明对照。我只有她一个朋友，而所有人都喜欢围绕在她身边。事实上，我很少主动去找她，我们单独相处时，性格随和的她一向按我的意思办，我说干什么、去哪儿玩儿，她从不反对。

见面那天天气晴朗，电话里约定了碰头时间与地点。尽管已经是儿童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了，她依然是弯弯的眉眼弯弯的嘴，笑眯眯的模样，身材和少女时也没多大变化。见了我，她连说几个“好”，没有预想中激动的拥抱，我们的眼神飞快地对视一下，给彼此一个微笑，一时间似乎都有点手足无措。

坐定后，她打量我片刻，又说“好”。我问她指什么，她笑了：“变化不大，就是好。”我点头表示赞同，她还是那种干练朴实的风格。

她先打破了沉默：“我们是真正的青梅竹马，和后来的同学也好同事也好，再也没有咱们在一起时的热情与默契。”

是啊，是啊。就是那种感觉。我附和着。她的话题迅速转到了她的工作，自己的现状以及取得的成就，其中多次提到她丈夫的名字，听得出，她和丈夫感情很好，琴瑟和谐。期间，她接了几个工作电话，有下属请示问题的，多是病人咨询药的用法用量，以及出现新症状不知如何应对的事。每次接通电话她都像变成了坐诊的大夫，似乎忘记了我这个曾经青梅竹马的闺蜜。

她好不容易挂了电话，看出来不会掩饰情绪的我满脸不悦，忙找话题道：“当初你们都怕羞，只有我毫不犹豫地报考助产士这个专业，你知道为啥？”我忘了刚才被冷落的不满，目光急切地注视着她。她接着说：“7岁那年我经历过一件终生难忘的事，让我立志一定要当医生！”接着她讲起了旧事。那时她刚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正上着课被大姐从教室里拉出来，直奔县医院。到了病房就看到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母亲哥哥姐姐弟弟都围着床大哭。当时谁也不知道体壮如牛的父亲为啥突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忽然，一位伏在父亲身上听心音的医生闻到父亲身上有农药味。是不是农药中毒？一旁啼哭的母亲立刻说：“昨天菜地刚打了农药。”医生立刻按农药中毒来治疗，最后她父亲脱离了危险。“父亲醒来后第一个就叫我的名字：玲，不怕，爸只是到阎王爷那儿逛了一圈，又回来了。直到这时，我才‘哇’地哭出声来，这是我到医院后第一次哭出来。”

“那时我心里对白衣天使充满了敬仰和崇拜，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把生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还给他们的亲人！”我被她发自肺腑的话语感动了，想：刚才她接电话时我对她的不满太不应该了。对每个病人都那么有耐心，这得需要对自己的职业爱到何种程度啊！

我忽然发觉，自己和这个20年未曾谋面的少年伙伴的距离一瞬间就消逝了，仿佛我们一直在一起，仍是那两个骑着自行车在乡村小路并肩前行的少女。

短信提示音打破了我们短暂的沉默。“医院有病人出现异常，我得过去处理。亲爱的，真是抱歉啊！咱们下周再约好吗？”她歉意地看着我。

望着这个学生时代的闺蜜匆匆离去的背影，忽然有种感觉，我们都重新回到了少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