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宗祧

唐朝诗人宋之问的口臭几乎成了他的一个符号。

关于宋之问口臭的记载，最早见于唐末诗人孟棨的《本事诗·怨愤第四》：

宋考功（即宋之问）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许，作《明河篇》以见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盖以之问患齿疾，口常臭故也。之问终身惭愤。

也许是我太愚钝了，读《明河篇》，特别是末四句，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与求北门学士不成有什么关系。其实宋之问有没有口臭不重要，关键是武则天是否因其口臭而嫌弃他。

我的看法是，不可能有这回事。理由呢，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孟棨晚宋之问二百多年，之前未见记载。

二是《本事诗》给出的时间坐标是“天后朝”。“天后朝”就是武则天的“大周朝”，从天授元年（690）起，到神龙元年（705）止。而北门学士是唐高宗乾封年间（666～668）任命的，目的是以编书为名，起草诏书，为皇帝出主意，达到分割宰相权力的目的。当武则天当了皇帝后，大权在握，已不再需要搞什么神秘兮兮的北门学士了。所以，说宋之问向武后要“北门学士”纯属无稽之谈。

不过，武则天做了女皇后，在宫中搞了一个叫作“控鹤府”的机构。久视元年（700），又改名为奉宸府，宋之问任左奉宸内供奉。从这个机构有编撰书籍的职能来看，其成员有点类似北门学士。如此一来，曾为“供奉”的宋之问也算做过“北门学士”的。这说明武则天没有嫌弃他。

三是《明河篇》怨愤的对象不一定是武则天。乍一看，《明河篇》末的诗句“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似乎有那么点“怨愤”，但认真分析后发现，这怨愤不仅不是对着武则天的，而且相反，内中透露出来的恰恰是对武则天的怀念。宋之问从入仕到神龙政变之前，武则天对他非常好，其仕途顺风顺水，没有什么可怨愤的。真正有可能怨愤的应该是神龙政变以后。有人认为，《明河篇》写于神龙二年宋之问从岭南返回洛阳以后，这很有道理。宋之问回洛阳经过汉江，写有一首《汉江宴别》，从“秋虹映晚日”可以推算出，宋之问回到洛阳的时间也是秋天。巧的是，《明河篇》开头就是“八月凉风天气晶”。由此推断，《明河篇》的写作时间极可能是宋之问刚刚回到洛阳，看到洛阳城阙接天，百感交集的时候。宋之问流放途中曾有诗云：“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但真归来了，他能无怨愤吗？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曾经追随的女皇，不仅下台了，而且去世了，让他心有戚戚焉。试想，如果武则天还在位，他断不能发配岭南！

“雁飞萤度愁难歇，坐见明河渐微没。已能舒卷任浮云，不惜光辉让流月。”宋之问把武则天比作天上的银河（明河）。在宋之问看来，武则天的退位乃至去世，就像银河在黎明到来之时，任由浮云遮蔽，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光辉让给那晓月（指中宗）而悄然隐去。而作者则只能像思妇一样怀着满腔愁苦，坐对“可望不可亲”的银河惆怅不已。他甚至突发奇想，能不能像张骞那样乘上一只神奇的木槎，顺着黄河去到明河（武皇）近前诉诉委屈，并带回武皇身边的信物（支机石），以证明自己清白，让那些诬陷他的“浮云”受到惩罚！

这么一分析，就知道，说宋之问口臭遭武则天嫌弃，其实是一些人的无中生有。

宋之问，一个只会写诗的学究，最终成为李（唐朝皇室）、武（武氏家族）两家争权的牺牲品，已经够倒霉了，然而其后的一些文人对他不仅没有同情心，反而肆意往他身上泼脏水，真令人感叹人性的复杂和险恶。其实，口臭不过是生理卫生问题，没什么大不了；而通过对他人文章和语言的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去糟蹋他人形象，恐怕就不简单地是“口臭”问题了。至于是什么，我不能说。因为我说了，我也就成了孟棨了。最后，我要和大家共勉的是，在我们谈论他人的时候，都应随时提醒自己：口下留情。注意“口腔卫生”，不造谣，不巧拼文词中伤别人、妄议别人，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口德和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