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季

小村大部分时间是宁静的，如一池止水，偶尔来了异乡人，会带来新奇的事情，短暂地打破小村的宁静，如花瓣落到水面上，在我们心里漾起一圈圈涟漪。

在我小的时候，能漂泊到外乡的人，大都身负特殊的谋生技能。印象最深的是一对母女，母亲30岁左右，女儿五六岁的样子，都很白净，都不怎么爱说话，有点闷。她们带了一只绿色的画眉鸟，这鸟会算卦。有人来求签时，那位母亲把一堆发黄的纸签摊到一块方方的黄布上，画眉在纸签前来回走两遍，左顾右盼一阵之后，毫不犹豫地从那堆签中叨出一支，上面写着四句诗。鸟的主人细细解释一番，求签者往往就会满意而归。这对母女在我们村待了好几天，她们住在扣子家，扣子的父亲那时候刚去世不久，家里需要热闹。附近村子里也有大人来求签，预测自己的前景，期盼一份好运。没人求签时，那位母亲会让画眉给我们表演节目。她让我们随便抽一支签，记住这支签，然后把这支签混进签堆里，让画眉去找，画眉在签堆前来回走两遍，左顾右盼一阵之后，毫不犹豫地叨出一支，果然就是我们刚才抽的那一支。那个小女孩看我们欢呼惊叫，总是见惯不怪地笑笑，从兜里掏出几粒小米去喂那只可爱的画眉鸟。

村里还来过一个40来岁的高个子男人，是算命的。一个晴朗的夏日，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大人、孩子们围坐在顺子家门口的浓荫里，想要算命的人坐在人群中间的长凳上，算命的男人站在对面，看面相。村里很多男人都算了，我父亲经不住大家的怂恿，也坐到了那条长凳上。阳光透过树叶，在父亲的身上洒下一个个圆圆的光斑。父亲没有坐直身子，上半身有些前倾，他微微含笑，双手垂在身体两边，手指轻轻抓在长凳的沿上，显出拘谨的样子。算命的男人先说父亲是孤儿，只有弟兄两个，又说他有四个孩子，上面三个是女儿，下面一个是儿子，都说中了。后来说到我，说我是“天上掉下个铁榔头”，意思是脾气很犟，又说我“叫他往东他往西，叫他打狗他撵鸡”，一圈大人孩子都望着我哈哈大笑，我父亲也憋不住笑了。我脾气犟不假，可小时候很听话，不是他说的那样啊。我眼里憋了两泡泪，气得转身就跑，这人最后怎么预测了我的命运我到底也不知道。

算命打卦的固然吸引人，但最吸引我们的还是玩猴和玩杂耍的。有次来了个玩猴的，牵了好几只猴，在村子中间的空地上耍起来。猴子们都戴着金黄的帽子，穿着红色的坎肩，下身却是光着的，露出红红的屁股，引起我们的哄笑。它们在场地中间骑自行车、耍跟头、竖星星、钻铁圈，有个别偷懒的往场地外跑，见耍猴人扬起鞭子，又急忙跑回场地中。

还有一次，来了一位健壮的小伙子，他推着一辆架子车，车上放着好几个大木箱，应该是装道具的。他很会说，跑江湖的语气，蹩脚的普通话，不大工夫，村里的孩子们都围了过来。他搬下来一个木箱子，打开箱盖说，躺到他的箱子里就可以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央求了半天，我们谁也不敢躺进去，怕被变丢了。后来，脑子有点问题的闹子躺了进去。小伙子盖住箱盖，把箱子转了几圈，再打开箱盖一看，里面没人了。我们惊慌地喊道：快变回来，快变回来！他在箱子里来来回回地抓啊抓啊，总算抓出来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然后抓着辫子慢慢往上提，显得很吃力。我们满以为出来的是个漂亮的大姑娘，谁知站起来的是缺根筋的臭小子闹子，只是头上戴着那根长辫子而已。我们嚷嚷着没变好，要求再变一次。那小伙子见没大人围观，难以挣到演出费，收了箱子，不玩了。当时正是干活的时间，大人都在地里，小孩子们也没钱给他，也不敢拿出家里的粮食给他，所以只好任他走了。他走后，我们问闹子，刚才在箱子里没见到他，他到底去哪里了。这家伙故作神秘，说他去北京逛了一圈，还见到了天安门。乖乖唻，真能白话。

村里曾来过一个异乡人，比闹子能白话得多。他是个传道的，四奶的一个远房亲戚，瘦高，下巴尖尖的，头发软黄，紧紧贴在头皮上。他说，信教的好处是蚊子不咬，恶狗见了就躲，不生病，得永生。不知道他读过《圣经》没有，这哪儿是传道啊，简直是在传播歪门邪道。那时候，信基督教的寥寥无几，大部分人不了解基督教，所以他的话竟也有人信了。

这些有趣的外乡人来得不多，来得较多的是要饭的，特别是快过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寒风刺骨的天气里，有时候还飘着雪花，背着白布褡裢的老头，或牵着小孩背着蛇皮袋的中年妇女，拖着木棍，挨家挨户地行乞要粮食。记忆中，母亲在包包子，我在母亲身边玩，听到“行行好吧”的乞怜声，母亲抬头往外看看，总是不由自主地轻叹一下，轻声说：“真可怜。”然后让我拿几个蒸熟的包子给他们。如果包子没蒸好，就让我给他们挖一碗米。要饭的走后，母亲还要叹息半天，说：“这么冷的天，家里要是能过下去，谁会出来要饭呐。”

家有十棵柳，不用绕山走。但凡在家乡过得非常如意的，谁愿意去异乡讨生活呢？这些形形色色的异乡人，走进我们村，然后，再走出我们村。他们负载着各自不同的人生，走过树木掩映的村口，走向不同的方向，在我的视野中，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