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有光看来，自己50岁之后的主要工作“意义很重要”。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中国的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三十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我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也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前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

周有光曾说：“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个人的感觉，九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综合新华社、《成都商报》

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前一天，他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大概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记了。”当生命终极刻度停在“112岁”时，周有光曾经说的那句经典“长寿感言”，为告别添了一丝温暖的意味——一个思想有光的灵魂，终于被上帝想起了。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很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为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以后，是思想家。有评价称，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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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我们差点用了俄语字母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受“五四”文化洗礼的周有光，毫不犹豫地带着妻儿回到祖国。

“年轻人根本不了解我们那时的心情，抗战中中华民族受尽了屈辱，我们这代人永远是把爱国放在第一位的。”回国后，周有光一边在新华银行做秘书长，一边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将理论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写下了备受关注的《新中国金融问题》。当时上海工资改革，薪水大减，他一百元工资缩水到五分之一，他却对此毫无怨言。

但周有光怎么也想不到，在1955年，他被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让他速速去往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当时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可是老百姓85％都是文盲，文化不提高，国家怎么建设？我本身是搞经济学的，研究语言、文字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可当时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领导却让我转行。”说起这段经历，周老还哈哈大笑：“我对领导人说，我是个外行啊，领导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嘛！”

在周老加入之前，汉语拼音方案讨论了两三年，但迟迟没有一个结果。文改会拿出了六个方案，其中一个斯拉夫字母方案，四个民族字母方案和一个拉丁字母方案，到底该用哪一个，大家争论不休。当时中苏关系尚好，有专家倾向用俄文斯拉夫字母。然而这一点遭到周老的反对，他认为斯拉夫字母国际并不通用，不利于以后长期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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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研究结论：还是拉丁字母最好

为了要给中国文字研究拼音方案做参考，周有光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字，并在《语文知识》杂志上不断发表研究各种不同文字类型的文章。后来编成一本小书，叫作《字母的故事》，简单地介绍字母的历史。周有光得出结论，还是拉丁字母最好。因为拉丁字母从技术角度来看，优点很多；从社会角度来看，它的社会性、流通性最强、最大。

“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的时间，从多方面研究之后才定下来。到了1958年，这个修正草案就在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里面通过了，后来又成立一个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这是高一级的委员会，这个审定委员会也通过了。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从此，全国小学生入学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汉语拼音。它不但能帮助广大国民学说普通话，还将学龄儿童的阅读能力提前了至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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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方案》终成国际标准

周有光的《汉语拼音方案》推广工作后来遇到了两大问题。一个大问题，就是联合国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要求世界各国都提出罗马字拼写的地名标准。这一个机构起初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代表参加的，后来就改由中国大陆代表参加。中国大陆代表参加之后，就提出要用《汉语拼音方案》做标准。1977年，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通过，这是汉语拼音走向国际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是ISO国际标准化组织。这个国际标准化组织中有一个部门，叫TC46，TC就是技术委员会，它的研究范围是包括语言文字的。在这个委员会里面，他们要中国提出，中国的标准语用什么样的罗马字母来拼？1979年，周有光接到单位通知，让他去巴黎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在巴黎开的是预备会，随后把各国代表都集中起来，分批到华沙开正式会议。周有光准备好的稿子有两篇，一篇就是讲《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背景，第二篇是讲《汉语拼音方案》的技术特点。他在华沙的会上讲了以后，得到会上一些人的赞同。其中一位人士告诉他，这个会就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开才能解决问题。过去为中国语言的拼写法问题开了好多次会，都得不到结果，就是因为参加的人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终于成为国际标准了。到了1982年以后，中国国内人名、地名才相当普遍地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