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增瑞

1977年夏天的一天中午，父亲在武汉工作的好友到我宿舍，神秘地说：“武汉传播一个小道消息，今年上大学要考试。”

我在“文革”中上的初中和高中，多年都是所谓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形式，大家都认为通过考试上大学简直是天方夜谭。当时我在临颍县机械厂工作，厂里上过大学的技术员劝我，消息真不真不重要，看看书总没坏处。并说理科用途广，指导我看哪几门科目的书籍。不信归不信，我忍不住到新华书店转转，买了几本有关理科的《高中青年自学丛书》带回宿舍。说实在的，我们在初、高中阶段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特别是数理化，更是欠缺得很。那个年代，小小县城几乎没有电视、电影，晚上寂寞无聊，就拿出在新华书店买的自学丛书随便翻翻，好在这些书籍讲解深入浅出，理解并不难，我就像读小说一样反复看这些书。周日回农村老家，没有自行车，路上为了消遣，也随便拿一本边走边看。

关于高考要考试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确凿。这时一些上过高中的年轻人有所触动，有的甚至到学校找老师辅导。在高考前的几个月，我们这些考生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复习着，心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等待中煎熬。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由于考生多，全县设置了好几个考点。我所在的考场就在县高中的教室。像上课一样，两个人共用一张桌子，试卷互相看得真真切切；由于第一次高考，也没那么多规矩，考生把字条、不太厚的书籍带进考场并不难。但同样没有参加考试的经验，考生大多也没有产生要把这些东西带进考场的念头。

第一场语文，自己觉得并不难，记得作文题目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考试下来，心情不错。谁知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的数理化科目，我一下子考懵了。多数人交了白卷，我也是在半混沌状态下完成了这两场考试，胡乱答了几道题，不知道对与错。最后一场是政治，考生明显少了许多，我和几位朋友也神情沮丧，默默无语。由于当时整天进行政治学习，对政治比较熟悉，下午的政治科目考得还算顺利。

鉴于感到数理化考得太差，本不抱什么希望，可高考分数下来，竟然超过了最低录取分数线。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像一个饿汉看到美味佳肴一样，把大城市的学校填得满满的。高考志愿交上去，在绝望中期盼等待。

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批批下来，被录取的考生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看到人家一个个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虽然心里早有预期，知道自己没有可能，但仍不可避免地有些沮丧。高考录取结束，我的心情也慢慢沉寂下来，生活日趋平静。过了不久，突然有一天，教育局工作人员找到我，笑眯眯地对我说：“小子，你考上了，还是大专！”我惊异地接过录取通知书，几行铅印加手写的文字映入我的眼帘，大意是：魏增瑞同学，在1977年高考中，你的成绩优异，被新乡市师范学校大专班中文系录取。

我喜出望外，心情好久才平静下来。可仔细一想，不对呀，我本来是理科考生，怎么会录取到文科的中文系呢？请教那些上过大学的人，他们也都百思不得其解。

管他呢，有大学上就行。过了年，我按时到新乡市师范学校报了到。不久我得知，我们班40位同学，竟然有20多位像我一样是理科生。后来辅导员李老师告诉我们事情的原委：原来高招录取结束后，上级领导考虑恢复高考第一年，考生多，再加上“文革”刚刚结束，国家急需人才，因此河南省扩招了一批大专生。可是在录取中文专业的时候，从文科考生中实在挑不出语文成绩较好的考生，于是“破格”把一批语文成绩优异者从理科考生中录取到中文系。于是，我们班20多位同学就成了这次“破格”录取的幸运儿。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高中语文教师，每当我要给学生讲语文学科的重要性的时候，拿我的经历作为例子，并从一个个惊讶的眼神中读出了敬佩和信赖。

一次“破格”录取，让理科生考上了中文系，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成为最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