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纪山

靳铁铜是靳庄的支部书记，由于直正公道，深得群众拥护，从农业合作化时干起，直到本世纪初，前后干了40多年，这在农村是不多见的。

大集体时，按上边规定，大队主要领导属半脱产干部。所谓半脱产干部，就是除去开会、学习、参观等公务外，其余时间必须参加所包生产队的劳动，工分拿队里社员的最高工分。那时，好些干部总是找借口尽量少干些农活，瞎胡转悠。社员们意见很大，背地里称他们为“光轰鸭子不下水”干部。靳铁铜则不然，除了必要的公务外，大多时候和社员顶趟儿干。特别到了夏天，光头赤脚，穿个大裤头，光着黝黑的脊梁，咋看都不像个大队支部书记。

别看靳铁铜是个大老粗，学问不深，但讲起话不紧不慢，头头是道，群众很爱听。这并不是因为他讲话有多少文采，或者风趣诙谐，而是都是些大实话、家常话，入情入理。更重要的是他不是那种“瓶儿碎了——光落个嘴儿”的人。

有一年种麦犁地，地有点湿，饲养员本想着上午犁地，晾晒一晌午，下午再耙。可快晌午的时候，突然刮起了五六级的大风，日头也特别毒。靳铁铜转到这一地块时，问：“地张着垡，咋不耙住？”

“想着到下午耙。”几个饲养员应声答道。

“可要中哩！到下午再耙，不满地大坷垃才怪！”

“眼看晌午了，耙到啥时候哩？”有饲养员嘟嘟囔囔。

“咱都种了半辈子庄稼，庄稼理儿还用我讲！‘麦在种，秋在锄。’一地大坷垃，麦能种好！”靳铁铜声音有点高。“无论咋着，打打拐儿也得把犁垡耙住。”

“你们稍歇会儿，我去扛耙去！”

靳铁铜一边说一边急急向村里走去。不大一会儿，靳铁铜一个肩膀扛着一盘耙来到了地头。他满头淌汗，黑红的脸膛憋成了紫红色。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靳庄大队的集体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大队不但有河坡林场、果园、鱼塘，还办起了印刷厂、农机站、发电机组等，一千多亩农田旱能浇涝能排，粮食产量大大超过了农业生产纲要，成了公社、县里的一面旗帜。为此，河南广播电台专门播发了一篇长篇通讯《一心装着集体的老黄牛》，详细报道了靳铁铜一心为公、带领群众搞好生产的先进事迹。

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邻村的一个姑娘嫁到了靳庄。有一次回娘家，村里的人问起她婆家的情况，她说，相中了他们那儿的饭食，没有相中他们庄的活儿。由此可见，靳庄人的生活水平已远非一般的村庄可比，但农活儿的紧张程度，也使平时“磨洋工”贯了的人难以承受。

后来，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靳庄的集体经济也随着农村改革的大潮而分崩离析。很多人为此惋惜不已。

靳庄大队改成了靳庄村，靳铁铜仍当支书，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明没夜地领着大伙劳动了，但还是和过去一样直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的吃喝风很盛。一到年关，好多村书记家要吃喝账的踢破了门槛，不到大年初一村书记就甭想在家过安稳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凡事一旦成了风气，个人是很难抗拒得了的。

唯有靳铁铜不操这份闲心，原因是他们村几十年来一直是“零招待”。村干部因公务按规定领补助，从不到镇上的饭馆里胡吃海喝。乡干部来村里检查工作不想走，在干部家吃顿便饭可以，喝酒不中，因为村里压根就没有这项开支。久而久之，乡干部不在靳庄吃饭喝酒成了惯例，靳铁铜自然就成了人人皆知的“铁公鸡”。

有一年，乡里新调来一位副乡长，与人闲谈中知道了靳铁铜其人其事，不大相信，一天约上两个年龄大的乡干部去靳庄村检查工作。谈完了工作，天已近午，几个人也不说走，靳铁铜也不说吃饭的事儿，场面就“晾”到那儿了。一位与靳铁铜相熟的乡干部打圆场说：“靳书记，晌午了，也不说吃饭的事儿？俺好说，蔡乡长刚来，也不接接风？”

“中啊！吃饭有捞面条，喝酒有‘压井大曲’。”

“啥井大曲呀？”那位乡干部似乎没有听懂。

靳铁铜笑着顺手指一指门外的压水井，“随便压着喝，想喝多少压多少。”

几个乡干部的脸一下子红了。

“开玩笑哩。恁俩不说了，老伙计了，蔡乡长新来，我能慢待！”靳铁铜笑着说，“恁俩知道，几十年了我滴酒不尝，也没法陪着乡长喝酒。真想喝酒，就去乐民（村主任）家去吧！”

蔡乡长见话说到这份儿上，就顺坡下驴，说：“靳书记，他俩给您开玩笑哩。俺下午还有事，就不打扰了，改日再来！”

到了2003年，70多岁的靳铁铜主动提出辞去职务，尽管身体还很硬朗，乡里还想让他干。他说：“就这都挡住年轻人的路了，再干那可真叫老糊涂了。”

作者简介：

郎纪山，男，1962年生，舞阳县姜店乡中心学校语文教师。近年来，郎纪山写下50余篇描写身边乡村人物的散文随笔。这些文章取材于乡村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他用白描的手法，把这些底层人物的陈年旧事讲述出来，力图展现原汁原味的人生，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