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纪山

小时候，除了爱看电影，就是听说书。

一到农闲，尤其是到夏秋之间，秋苗锄过三遍，挂了锄钩，庄稼人相对清闲一些。说书艺人就三个一群两个一伙，身背坠弦、囊袋，手持竹马，一路摸索着来到村里。先找到队长，谈好价钱：管饭，一天两三元钱，外加一包烟。队长说，这都不是问题，先来一段听听。说书人便解下行囊，调音定弦，脚踩踏梆儿，“嗒嗒”作声，一人左手持简板，右手击单钹，“当啷——当啷——”，若缥缈之韵，粗喉咙哑嗓，和节押板说唱开来……若众人一齐拍手称好，这事就算定下来了。

旧时的说书艺人多是盲者，俗称巧要饭的，无论到哪里，人们往往是怜悯多于苛求，只要大差不差，都要留住说上几晚。也就是老话说的，无君子不养艺人。

说书，和“玩把戏儿”的、算卦的、耍猴卖药的一样，都属于闯江湖的，饭都不是好吃的。所以，到了某一地，就先来一个开场白，说一些客套话、谦虚话：“大爷大娘们，鄙人来到贵地，多有打扰，若有得罪之处，万望多多包涵！小的不胜感激！”说这些，目的就一个，免得被人踢了摊子、砸了场子。即便如此，有时仍免不了闹点不愉快。

说是一个说坠子书的艺人，来到某村献艺。书中有一情节，主人公姓刘名坦，突然倒地，人事不省，其好友甚是悲痛，哽咽不止。说书人模仿这友人高声哭道：“我的坦……我的坦……”下面听书的恰巧有个叫刘坦的，闻听说书人如此哭叫，大为不乐，张口骂道：“唱他妈的什么书！”说书人目盲耳聪，听得真切，急忙改口哭道：“我的坦……我的坦爷呀！”刘坦一听，笑了，说：“这还差不多哩！”

那时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类的话本都属于“四旧”，自然是不允许说唱的，说书人就改说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比如《烈火金刚》《平原枪声》《战上海》《战徐州》等，再后来是《西沙儿女》《大刀记》《红岩》《战斗的青春》等。这些书的内容经过艺人们加工润色，说唱起来也是很吸引人的。这么厚的大部头书，也不知道盲艺人们咋记下来的。后来听人说，说书人都拜有老师，对脚本只是记个梗概，说唱时全靠自己去套，只要不偏离、不漏掉主要情节就行，所以有十书九不同之说。不过，一般一本书说不完人就走了。因为即使一个村几个生产队轮着说上一个月，一本书也说不了多少内容。常言说，戏子的腿，说书人的嘴。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一个情节一岔几个晚上都说不完。说书人很会吊胃口，每每说到紧要处便戛然而止。听者急着知下文，就嚷嚷着再说上一段。如是再三，直到很晚才结束。

印象最深的说书艺人是娄天一和薛庆和。两人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薛庆和的坠胡拉得好。据说有一次，唱到紧要处，突然一根弦断了，他硬是用一根弦把一板书拉了下来，众人一个劲儿地鼓掌叫好。事后，有人说那根弦不是自然断的，而是薛庆和为了炫技，故意扯断的。但不管怎样说，薛庆和的坠胡确实拉得出神入化。而娄天一唱腔高亢嘹亮，尤其道白更是学啥像啥。比如说到人议论纷纷的场面，能模仿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不同声音。说到悲情处，听者眉蹙心揪；说到危急处，听者颈伸屏息，如同捏住脖子的鹅。

可惜，刘、薛二人的书不容易听到。因为说得好，到了一个地方，没有月儿四十走不开。我记得只听了他们两回书，一回说的是《平原枪声》，再一回就是《西沙儿女》。

还有一个说书艺人，不知是小胡还是小扈，操豫东口音，二三十岁，矮个儿，驼背，没有胡须，镶两颗门牙，张口说话一闪一闪的。他好像没有固定的搭档，来到我们这里就与邻村一个拉坠胡的“瞎子修”搭伴。

小扈与其他说书艺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说唱时善用“变腔”。因为坠子书本身调门单一，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调调儿，变化很小，听起来就显得单调。而小扈说唱时以坠子腔为基本调，不时转换成曲子、梆子、越调、道情、二夹弦、四平调、淮梆儿等，尤其是淮梆儿，就是通常说的“呕戏”，句尾带呕，高低起伏，拖得很长，一个很古老的剧种。这样，唱腔有了变化，听起来很是入耳。这可能与地域、流派有关。今天，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河南坠子的传承人——山东菏泽郭永章的演唱风格就和当年的小扈很像。

小扈的说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吸引人。他说的《战徐州》，在我们村里足足说了一个多月，临近年关才收场，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后来听说，邻村有个大姑娘，听热了小扈的书，很是痴迷，差点跟了小扈去。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说书艺人越来越少了，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也越来越陌生。每每忆起过去听说书的情景，总是充满眷恋和感慨。

作者简介：

郎纪山，男，1962年生，舞阳县姜店乡中心学校语文教师。近年来，郎纪山写下50余篇描写身边乡村人物的散文随笔。这些文章取材于乡村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他用白描的手法，把这些底层人物的陈年旧事讲述出来，力图展现原汁原味的人生，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