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西方文学评论家将他与马塞尔·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相提并论，称他为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

1952年6月7日，帕穆克生于伊斯坦布尔。1998年《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该作品获得2003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6年，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7年，获颁“布达佩斯大奖”。

帕慕克的作品一直围绕着阐释和揭示土耳其人尴尬的文化身份这一主题而展开，作品不仅描绘了伊斯坦布的忧伤与呼愁，还反映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形成了一种严肃的智性思考。奥尔罕·帕慕克通过他的笔捍卫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他希望成为一座桥梁，不属于任何一块大陆，任何一种文明。在两种文明之外，却有机会洞悉两种文明的意义。在他的作品中没有绝对的东方和西方，因为文化是互补互融的，人性是共通的。

讲述父子故事

以大师手笔

《红发女人》是帕慕克上部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出版两年后的全新作品。曾被读者戏谑为“最好读的诺奖作家之一”的奥尔罕·帕慕克，将这个故事在心中酝酿30年。虽然书名为《红发女人》，但它实则讲述的是截然不同的故事。

帕慕克曾在访谈中表示，自己有意写出一部比以往作品都更短的小说，以打破一部分读者的既有期待。相比他此前最知名的几部代表作，《红发女人》少了一些铺排、华丽的句子和繁复的叙事技巧，显得更“接地气”。

视角再次投向底层人物 帕慕克花30年打磨故事

尽管《红发女人》篇幅不长，却已经历了作者30年间的酝酿和反复打磨，体现了土耳其谚语“以针挖井”所形容的缓慢与耐心。小说讲述的故事仍然发生在帕慕克魂牵梦萦的老伊斯坦布尔。

和上一部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样，帕慕克继续把目光投向城市生活的底层，这次他所写的是一项古老的手艺——挖井。1988年夏天，在帕慕克住处附近的土地上，一对挖井师徒正以始自拜占庭时期的古老手工技艺打井，这引起了作家的强烈兴趣。通过交谈，帕慕克从这对挖井人那里了解了有关挖井的一切。多年以后，帕慕克仍对挖井人的故事念念不忘。在他看来，这些不会被写进宏大叙事的工匠，恰恰记录着伊斯坦布尔最为生动的民间历史。

故事始于1986年。中产阶级家庭的少年杰姆，因为父亲突然失踪而面临贫困，他不得不在暑假跟随挖井师傅学习挖井，也因此体验了底层民众的生活。30年后，他又凭借教育和自身的努力，成为卓有成就的建筑承包商，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杰姆见证了伊斯坦布尔郊区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回到当年的打井地点恩格然小镇，杰姆感受到的不只是怀旧情绪，也有隐隐约约的、来自贫困阶层的某种敌意。阶级差异直接导致了杰姆和儿子恩维尔之间的深刻隔阂，为二人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书名为《红发女人》 实则写父子故事

小说名为《红发女人》，很多读者第一反应是女性故事。但其实简单来说，帕慕克讲述的是几对父子的故事。在小说中，作家试图阐述一个经典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是宽容我们的一切，还是教会我们服从？”书中四个人物——杰姆、挖井师傅马哈茂德、杰姆的亲生父亲，以及杰姆的儿子恩维尔——他们之间既是父与子，师傅与徒弟，又是上层与下层，亲人和仇人。

而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红发女人”并非昙花一现，她构成了一切事件和谜团的起因。作家解释，之所以选择红发这一特征，是因为红头发在西方和土耳其语境中都代表了愤怒、叛逆、野性。帕慕克借此告诉读者，土耳其的女性并非全然受到压迫而无力反抗，她们也同样拥有颠覆男权秩序的强大能量。

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都以主人公杰姆的口吻叙述，而第三个部分是红发女人的独白。在她娓娓道来的讲述中，谜团被慢慢揭开。不过，帕慕克似乎也在暗示，无论是杰姆的记忆还是红发女人的讲述，一切回忆都有不可靠之处，一切讲故事人的叙述都带有某种虚构成分。就在居尔吉汗让我们相信，父子相杀的疑团已然豁然开朗之时，我们仿佛又陷入了一个更大的谜。或许只有再读一遍，我们才能领悟作者巧妙埋伏的诸多细节。也正是如此，帕慕克再次显示了举重若轻的大师手笔。

本书不仅延续了帕慕克对“红色”的偏爱，也和他的诸多其他作品一样，在叙事中向古代经典文本致敬。从《白色城堡》到《我的名字叫红》，再到《伊斯坦布尔》，帕慕克一直关注的主题是，身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的土耳其如何选择自己的身份和记忆。当帕慕克到访伊朗时，他惊讶于伊朗人对自己的传统何其熟悉，而土耳其人却在西化进程中渐渐遗忘了自己的过去。于是，他决定重写波斯史诗《列王纪》中的传说，重新唤起土耳其人的文化记忆。晚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