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德安

在我的记忆里，一进入腊月，大婶大娘们就开始张罗着磨年面了，母亲也是这样。队里那三盘石磨一天也没有闲过，直到大年三十的上午。

那时候磨面非常麻烦，别看日子穷，磨面种类却不少，有细面（也就是小麦面）、擀汤面（是用麦子和大豆掺在一起专供擀面条用的面），还有荞杂面和薯干面。其中磨细面最少，擀汤面次之，荞杂面和薯干面最多。由于细粮紧缺，我们家每次最多只磨25斤细粮，其余全是粗粮了。那为数不多的细面是专门用来招待客人和侍候病人的，偶尔也用来烙馍。所谓的擀汤面是因为擀面条筋道，不容易煮烂，又特别适合与黑干菜搭配，比如干红薯叶、干芝麻叶等，往往一碗面里的面条没有黑菜多。荞杂面真的很杂，但它绝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五谷杂粮，而是以那些秕谷子、瞎高粱和荞麦之类掺着麦麸一起磨。这种面口感很差，只能用来蒸窝头吃。最多的就是薯干面了，它几乎涵盖了每户人家的一日三餐。直到改革开放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黑杂面才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磨面非常麻烦，天不亮就起来了，我和母亲一趟又一趟地往磨坊跑。那时还没有编织袋，盛粮食用的是柳条斗，我端不动，母亲便扛在肩上。一切齐备之后，母亲便让我牵着驴站在磨杠子前，她则熟练地给驴戴上脖套，再套上驴套，用破衣服遮住驴的眼睛，最后把驴缰绳拴在石磨上，催动牲口就开始磨面了。驴缰绳拴的长短是看磨屋的空间决定的，它就是一个圆的半径，决定着驴转圈的大小。大概是驴也厌倦了日复一日枯燥而又乏味的生活。开始，它不愿意走，偶尔还会趁人不备偷偷地往磨盘上吞上一口。因此，母亲便让我在后面撵它并监督它。就这样，我在它的屁股后面跟了一圈又一圈。第一遍面磨下来了，颗粒的麦子变成了碎瓣状，母亲把它收起来倒进箩筐里轻轻地过滤。面很少，但很细，如凝脂，雪花般无声地飘落在面柜里。等磨到第二遍时面就多了起来，磨盘的周围如小丘似的全是白面，母亲的脸上写满了幸福。是呀，她怎么能不高兴呢？那是她亲手种出来的麦子，每一粒都饱含着她殷切的希望和辛勤的汗水，她要亲手把它磨成面，做成饭，来养育她的儿女，她幻想着有朝一日要让她的儿女们吃个够。

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这里通了电，从此，结束了石磨磨面的历史，也把广大妇女从磨坊里解放出来。然而，由于当时经济水平相对落后，方圆几十里只有县城粮食局的一家面粉厂，平时就人山人海，到年关换面就更难了。为此，我们也曾拉着粮食到漯河、舞钢、平顶山等地换面。那时我们在想，啥时候咱也像城里人那样，不出门就能吃上面粉呢？现在好了，面粉厂就在家门前，并且不受限制，想买多少买多少，再也不用到处跑了。我不禁感慨万千，现在的日子真是苦尽甘来，今非昔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