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重大且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之一，认识五四，如果局限在一些口号和几个代表人物，就会导致对历史的片面认识与评判。

近年来，关于五四的出版物很多，呈现了关于五四的更广阔的思考，本版推出一份有关五四的书单，回望与反思一百年前的五四现场。

■名词解释

书中揭示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精英从政治到文化再到社会问题的话题转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知识分子崛起并进入主流话语圈的过程。作者从“社会史”的视角进入五四，主张把五四扩展到与清末社会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予以定位，当时涌现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和试验并非与五四思想界互相隔绝，而是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五四青年对世界改造设想的自然延伸。对“社会”观念的阐释和如何把“社会变革”付诸实践，作者认为这是检验五四知识人是只具备某种思想能力还是真正具有行动能力的分水岭。

周策纵自言是成长于五四余波下的一代人，他自己的人生轨迹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因此，研究五四对他而言，不仅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更是出于个人的情感。《五四运动史》初版于20世纪60年代，于今不废，已成该领域的经典著作。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事件，第二部分作思想分析。他将五四运动定义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其最重要的成就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其次是社会平等方面的实际变革，再次是推动新闻出版和文化教育的进步。

本书再现了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里，民国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作者将五四运动的起点上推至戊戌变法时期，认为戊戌变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也是近代一切事件和运动的“导火索”。值得读者关注的是，作者将陈炯明与梁启超、陈独秀一起列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旗手，是因为陈炯明“真正理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他在广东禁烟、禁赌、办大学、办平民教育、推行城市清洁卫生、制定省宪法、维护言论自由、推行自治运动等，一点一滴地把新文化落实到社会生活中，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书生小圈子里的笔墨官司。”

学者陈平原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断与五四对话，认为以五四命名的新文化运动，其文化口号和学术思路，皆萌芽于晚清，谈论五四，必然兼及晚清，陈平原通过“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的“触摸”方式，让读者看到了许多未曾注意过的历史细节。有趣的人物与历史背后，我们看到了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如何合力与竞争，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徐中约在燕京大学接受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训练，到了哈佛大学以后又接受了费正清学派研究方法的训练，其著作《中国近代史》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自1970年初版以来，一直被列为美国大学教材。作者身处欧美学界，在本书中想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心，公允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且参考了大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有了客观公正的历史认知，才不至于在看待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包括五四时，出现一些与史实无涉的无知想象与奇谈怪论。

《共鉴五四》为刘再复近年来发表的有关五四的访谈、对话、文章的合集，以刘再复与李泽厚关于五四运动的一番对话为序，对话大略谈及五个主题，虽未详尽，但多言及痛处：五四之先进、五四之反孔、五四之缺陷、启蒙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诸子评说。作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人文发现是“发现个人”，不仅意识到个人的权利，也意识到个人的责任，于是，在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具有自我抑制、自我反省的力量，如同五四时期胡适说自我也要“担干系”。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合，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举行爱国抗议游行。第二天，北京大专院校学生实行总罢课，中学生也参加进来。运动迅速推向全国。5月7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集会抗议。9日，是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上海许多学校停课一天，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一天。6月5日，上海日资棉纱厂工人带头，许多行业工人店员罢工、商人罢市，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了罢课罢工罢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