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民国八年），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

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从前我们中国的学生，口里法螺破天，笔下天花乱坠，到了实行的时候，一个个缩头缩颈。比起俄国朝鲜的学生来，真是惭愧死人啦！唯有这次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愤死的也有，因卖国贼未尽除而急疯的也有。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元素。第二，这次运动，是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这次运动，是民众自决的精神……

——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

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纯然是烂漫的天真，不顾利害地干将去，这种“无所为而为”的表示是真实的，可敬爱的。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

——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1925年）

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逢反动残余势力的压迫，这些人们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但我信“五四”的根本精神以至口号标语等原都很正确的，至少在那时候是这样。

——俞平伯《回顾与前瞻》（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

在五四运动时期，我还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受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受着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像李大钊同志等人的领导。我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和所受美帝国主义奴化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软弱的本质，都使五四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形式这一点。五四过后，我更是“闭关自守”，从简单幼稚的回忆中去找我的创作的源泉，我的脱离群众的生活，使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作了一个空头的文学家。

——冰心《回忆五四》（1959年《人民文学》第5期）

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987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