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学以其鲜明的主色调“红色”对抗着历史的遗忘。在战火中度过燃情岁月的一代人已悄然离去，而这些红色经典则为我们保存着这个明亮的颜色。在这些作品中，如火的青春、胜利的希望、坚定的意志、奋斗的激情，都成为红色的“客观对应物”。

20世纪50年代文学创作空间繁荣

作为当代文学70年的开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五四文学”的延续，也是“左翼文学”的继承，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思想的贯彻。此时的文学创作一方面在小说、诗歌、散文等多个文学领域都呈现出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在风格与思想上又具有鲜明的“一体化”特点。除“百花齐放”的短暂时期外，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都洋溢着一股乐观歌颂的情绪，文学与政治也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个时期文学的最主要收获首先是“红色经典小说”，以回顾革命战争岁月为主，包括《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年）、《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年）、《林海雪原》（曲波，1957年）、《红日》（吴强，1957年）、《青春之歌》（杨沫，1958年）等。这些作品通过生动的情节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普及了新政权从形成到建立的历史知识。将个体的生命价值溶解到最后的胜利中是这些作品的主导倾向。但同样是描写革命战争岁月，不同的作品又各有特色。

红色经典小说的鲜明特色

《保卫延安》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个时期战争小说的特点。这部小说第一次大规模、全景式地描写了整个战役的全过程，通过青化砭伏击战、蟠龙镇攻坚战、长城线上的运动战，以及沙家店歼灭战等展示了各种类型的战争的特点。《红日》是继《保卫延安》以后出现的另一部出色的战争小说，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战场上先后进行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场战役。作者没有一上来就渲染人民解放军“横扫千军”的气势，而是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描写了解放军的“置之死地而后生”。除叙述策略外，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也较为成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物的扁平化。

与以上这两部较“规范化”的战争小说相比，《铁道游击队》和《林海雪原》则带有较浓厚的民间色彩，吸收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义”因素，增加了人物的生动性和故事的趣味性。其中前者以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枣庄一带活跃在铁路上的游击队为表现对象。作为“草莽英雄”，他们身怀绝活、神出鬼没，凭借智慧和勇敢最终取得了胜利。后者以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大战四方台等为线索，讲述了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剿匪的战斗，带有通俗小说中的武侠、言情、鬼怪色彩，情节曲折有致，深受读者喜爱。

《青春之歌》是20世纪50年代又一部产生重要影响的小说，带有“自叙传”色彩，其特色是将主人公林道静的个人成长历程与对革命历史的叙述成功结合在一起。在展现中国共产党承担救亡的历史重任的同时，讲述了林道静如何通过与江华、林红、卢嘉川等人的接触，由一个文艺少女转变为一个革命战士。除此之外，这部作品还思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和女性的命运问题，表明个体只有融入时代洪流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文学作品“百花齐放”

除以上这些描写革命战争的红色经典小说之外，20世纪50年代在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上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58年~1960年）、柳青的《创业史》（第1部，1959年连载，次年出单行本）等农村题材的小说，围绕着“农业集体化”等主题，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制度变化和农民的思想觉醒。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1958年）则通过农民的视角，可贵地暴露了农村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除“农村小说”外，20世纪50年代的文坛还出现了“工业题材小说”，如草明《火车头》（1950年）、艾芜《百炼成钢》（1957年）等。在诗歌方面，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政治抒情诗”对时代巨变进行“宏伟抒情”，而李季、闻捷、张志民则是“写实”诗体的代表人物。杨朔、刘白羽等人的散文创作也颇具特色，促进了当代散文和报告文学的发展。在戏剧方面，出现了老舍的《茶馆》（1957年），郭沫若的《蔡文姬》（1958年）等作品。

除此之外，1956年至1957年“百花齐放”时期，也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文学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年《人民文学》发表时标题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的《红豆》（1957年）等。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