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亮相上海明珠美术馆的“维克多·雨果：天才的内心”特展，让人们惊叹于隐藏在一代文豪光环背后鲜为人知的生动侧面与蓬勃创作，比如，雨果同样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对于雨果、泰戈尔、王维这样一些擅长画画的大文豪来说，文学创作和美术创作就像是两道堤岸，并且此岸即彼岸，它们并行不悖，共同营造出广袤的创作空间，任神思和才情自由奔泻。最终，他们通过文笔直描世界，也通过画笔复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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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

那些充满奇趣的绘画 丰盈他的内心

1838年，维克多·雨果的一幅名为《利埃尔钟楼》的作品出版，引得评论家戈蒂耶评价道：“雨果先生不仅是诗人，还是画家。”此时，万千民众也随之大呼：这个写出《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的著名大文豪原来还有如此惊世的绘画才能。1859年，波德莱尔参观了在巴黎美术沙龙举行的雨果画展后也连声赞叹：“雨果的画流露着美妙的幻想，犹如天空蕴含的奥秘。我特别推崇他的水墨画。毋庸置疑，我们的诗人是诗意风景画坛的桂冠。”

从1825年开始，雨果便用那只惯持写作之笔的手拿起了画笔，终其一生，从未放弃，甚至于1850年还开设了自己的画室，俨然一副专业画师的模样。哪怕现实环境使得他一时停止了文学创作，也未能让他放下那支生花的画笔。尤其是在流亡期间，雨果将一切用文字难以表达的情感、未能曲尽的思绪，都付诸画布，开辟了另一块“战场”。

雨果创作的那些充满奇趣的绘画，宛如“石罅里开出的花朵”一般，不仅丰盈着雨果的内心，也装点着他人的生活——每天晚上，他给孩子们画幽默画，搁在他们床上；有时，他也作画赠友。他的美术作品以浪漫的意境与幻象见长，根据其人生经历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教堂、塔楼、废墟、城堡等的建筑画，是他漫游、旅居时期的作品。几根简单的线条，就勾勒出了他幻觉中的世界，超越人寰，别有玄机。另一类是波澜壮阔的海洋风景画。其中，海景画《我的命运》，整个画面是急剧翻转的海浪，发出不可抗拒的旋力，寓意极为深远，象征着雨果充满浪漫激情的动荡生涯，其哲理比他一般的文学作品和诗篇更为凝练。

可以这样说，雨果的画中有诗，其画作比诗更富有无穷的诗意。当时，一位美术评论家曾说，雨果绘出的作品不是画，而是对未来的预言，每幅画都是一首诗。雨果像在搞文学创作一样，把对照当作绘画语言的核心；同时，他也擅长即兴作画，画即是诗，抒发一切文字难以言尽的情感。如果说绘画也是一种语言，那么，雨果将其运用得极为自由和畅快，某些绘画作品也能像文学作品那样体现出他的思想。概而言之，雨果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之间遥相呼应，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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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

他的绘画来自对于书写删改修补的连接

虽然以诗人的身份享誉世界，但泰戈尔的兴趣绝不局限于写诗。自幼他就爱好绘画，可惜从未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他正式成为画家出于偶然：1924年前后，在写作过程中，泰戈尔用钢笔墨水涂改手稿时，偶然画出一些类似鹰隼剪影或怪兽形状的装饰图案。这种妙手偶得的即兴创作，给诗人带来意外的乐趣，从此他像孩子般入迷地开始作画。据印度当代著名学者维希瓦纳特·S·纳拉万教授的说法，“他以一位作者而不是旁观者的身份进入美术界，是由于一个意外的转折。他的绘画是从他所选定的职业——写作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即从书法脱胎而来的。他以书写整齐美观为乐事。在修改写好的东西时，他往往发现有必要增删或变动一些词语，乃至整行。这些改动打破了作品卷面的和谐，也影响了他的情绪。这些涂改之处‘呼唤着补偿’，于是他开始‘加以补救，使它们最终达到匀称完善’。泰戈尔就这样开始了删改修补的游戏，划掉的词语又以不同的方式连接起来，直到‘一些弯曲旋动的形态’开始出现为止。这一过程不断延续，涂改擦去的部分逐渐变得复杂，从美学上看，这些东西的结合体变得越来越有意思。”

1930年，泰戈尔的画展相继在巴黎、伦敦、伯明翰、汉堡、柏林、德累斯顿、慕尼黑、莫斯科、芝加哥等地举行，轰动了世界艺坛。德累斯顿评论家说：“世界几乎不知道这位伟大的印度诗人也是线条和色彩的大师。他的作品本身可以让世界信服。”

不过，与国际上获得的一片赞扬不同，当时印度国内对泰戈尔画作毁誉参半。一种否定的评价来自学院派和传统派，他们认为这些未经训练、单凭感觉的涂抹是老诗人晚年做的“可爱的蠢事”“时髦的消遣”；另一种肯定的评价来自现代主义者，他们认为诗人感觉上的丰富弥补了训练上的不足，比如，印度后印象派女画家阿姆里塔谢吉尔赞叹道：“我喜欢他的画甚至超过喜欢他的诗。”

有人甚至认为，泰戈尔的绘画否定了他早期的文学、音乐作品所表达的哲学态度。他们认为：“第一，他的绘画反映了生活中黑暗、残酷的一面，而他的诗歌和音乐却表现了对和谐、慷慨、平等、宁静、善与美的信念。第二，作为诗人和作曲家，他是一位理智的、深思熟虑的艺术家，对于自己创造的一切追求尽善尽美，而他的画是一些既无理智又无意识的冲动的产物，他对这些冲动根本就没有加以控制。第三，他的画充满了忧郁、痛苦、绝望和烦恼，表现出一种与他的诗歌、音乐所具有的豁达、乐观精神迥然不同的悲观情调。”

终其一生，泰戈尔都充满了创作冲动和激情，诗歌、音乐、绘画都是他充沛创作力的产物。于他而言，创作完全是本能需求——只要生命不休，创作就永不停止，唯一不同的，只是创作强度、创作方式和创作手段。在泰戈尔以艺术方式追寻生命之神的过程中，诗歌与绘画两种方式完全可以“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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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他的画与诗共享“超然脱俗、清幽淡雅”的风格

既为盛唐最负盛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也是文人画开山祖师，王维诗、画共有的“超然脱俗、清幽淡雅”的风格特点与后人苏轼所推崇的“诗画一律”“天工清新”的画论不谋而合。虽在绘画上成就很高，但王维的画作真迹几乎没有流传下来，其关于绘画的思想也只有通过诗文以及画论界对他的评价来推知。

王维认为绘画作品所具有的形象描绘性，可以发挥和诗一样的道德教化的功能，即画是无声的诗，诗与画同体异貌。同时，在其诗文中还可见“传神写照”与“审象求形”等绘画创作理念。所以，在中国艺术史上，王维最大的贡献就是将诗、画两种艺术加以贯通，使诗中饱含着画的意蕴，画中又蕴涵着诗的意境，难怪引发苏轼赞声连连：“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王维的画家才能使得他能秉持一个画家的认知框架，将画理和画法植入山水诗歌，并且将绘画的风格特点融入诗歌创作中，达到“诗”与“画”的和谐统一；同时，博学多才的他涉猎多个学科，能将多种艺术门类互通运用；另外，促成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风格形成的因素还有意境的创造与佛教禅宗的影响。

总而言之，王维的妙，妙在打通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奇经八脉，这倒是与中国成语“诗情画意”所表达的含义十分熨帖——诗作被写出画意，是凝固的文字外延出了几许灵动的画面感、具象感；而画作被内蕴诗意，使其不仅可观可赏，还可读，可咀嚼，可寻味，可生发出琳琅、珠玑的语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