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教育部3月31日发布的公告，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简称高考）将延期至7月7日至8日举行。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试虽然有过时间调整，但是鲜有延期。
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度肩负着为国选材的任务，历史上可曾有过因故推迟科举的先例？实际上，古代确实有过几次科举时间的推移，原因也很多，从天气到天灾，甚至不乏人的缘故。
壹 宋仁宗为“二苏” 推迟“高考”
苏轼（左）苏辙（右）。资料图片
公元1061年农历八月，北宋都城开封的天气似乎比往年更为炎热。盛暑蒸腾下的街市不像《清明上河图》中那样熙攘，供应清凉茶汤的坊店中却流传着比天气还令人躁动的新闻：听说，朝廷颁布了最新指令，由赵官家亲自主持的本年度制科考试，原本应于八月中旬开考，却忽然宣布推迟！坊间传闻，此乃圣上听信权臣之言的徇私举动，为一二人而延期考试。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一桩“大宋推迟高考”案，除了最高决策者宋仁宗之外，还牵扯进四位鼎鼎大名的北宋文臣：韩琦、欧阳修以及苏轼、苏辙兄弟。其中，韩琦是当朝宰相，“二苏”是应制的考生，而欧阳修是他们的举荐官。这一年，苏轼26岁，苏辙23岁，兄弟俩已在文坛扬名，正待于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考试中大展拳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苏辙偏偏在此时生了一场病，无法按期应考。
史料未记载苏辙病倒的原因，或许与炎热天气下的传染病有关，或许他在京城水土不服，总之，在已经通过前面几轮考试的情况下，于此功亏一篑，实在令人惋惜。这时，一向爱才的宰相韩琦就站了出来，向宋仁宗进言，请求推迟考试。韩琦是这样说的：“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
细品韩大人这番话，有点挟众望以令天子的意思。他请求延考的理由并非担心优秀人才漏选，而是因为“二苏”的名望很高，一人缺席会影响大家的期待。这听起来有些强词夺理，神奇的是，宋仁宗居然就答应了。但皇帝考虑的可能不只是“众望”，还有韩琦本人的威望。
贰 方便天子 苦了举子
自然灾害是导致科考延期的一个常见原因。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3年）夏秋之际，各地解试已毕，但因为“虫旱相因，恐致灾荒”，尚书省决定直接取消第二年春天的省试及殿试，用当时的话说，叫“权停贡举”，一时舆论哗然。
为什么一场地方性的虫害能影响半年后在天子脚下的考试？原来，按唐制，每年秋末十月是各州府申送本地举子进京的时间，因秋收受损，物力不迨，耽误了部分地方举子的行程。虽说下轮考试在次年春季才开始，但举子们进京后有好长一套流程要走：觐见天子、拜谒先师、疏名列到、结款通保……还要留出攻书备考的时间。因此，朝廷提前半年发出停考的通知并不夸张。好在后来唐文宗体恤到了举子们的心情，“念彼求名之人，必怀觖望之志”，于是“宁违我令，以慰其心”，下诏恢复次年春闱，只是将考期推迟了一个月，好等待那些在路上耽搁了的国家未来的栋梁。
但并非每一届举子都能这样幸运，如果国家遭遇战乱兵祸，科考停摆的决定是不可挽回了。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6年），被史家称为“唐亡之祸基”的庞勋起义由西南一路席卷江淮，朝廷因为“久屯戎卒，连年飞輓，物力方虚，因诏权停贡举一年”，取消了咸通十年的考试。诏令发出之时，当年秋闱已毕，各地举子已经陆续启程抵京，走到半路听说来年春闱取消，只好悻悻返乡。
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事件会导致科考延期。比如，明朝洪武、建文年间，曾两次因为“日有食之”而推迟殿试半月——古人认为日食是不祥之兆。天顺七年（公元1464年），则因考场失火焚毁，会试延迟了半年多，殿试则直接推到了次年。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会试也发生了场地失火而延考的情况，那年的状元是后来的一代名儒焦竑，民间遂有“考场不失火，哪有状元焦”的说法。
叁 祖宗家法 改期不易
在幅员辽阔的古代中国，交通问题是人们心中的难题，也深刻影响着历代科举日期的迁移。每一朝的皇帝都曾为开科时间而头疼：在京城举行的两轮高级考试，需得等全国举子都到位后方能开始，但路途远近有别，如何确保大家行动一致？
最灵活的方法是各州县根据与京师的距离，酌情提前本地解试的时间。宋朝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宋会要辑考》记载：“祖宗诸旧法，诸路州军科场并限八月五日锁院，缘福建去京师地远，遂先期用七月，川、广尤远，遂用六月。”偏远地区比国家规定的八月先考完，提早申送举子抵京，用时间换空间。这倒是很人性化，但容易被钻空子。在户籍制度不甚完善的时代，有些心思狡猾的举子先在本地的提前场次考完，又赶去别州的稍晚场次冒顶他人再考一回，以期“多试之中，必有一得”，经常闹出官司。
于是，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朝廷开始使用另一种办法，统一全国解试时间为秋八月五日——这也是中国科举史上首次对地方一级考试的日期做出明确规定，杜绝了利用时间差作弊的现象，得到当时读书人的赞誉，如朱熹称之为“圣人做事”。既然秋闱日期统一，那么只能推迟次年春闱的时间，以照顾偏远地区的举子。省试日期从正月改到了二月，殿试则更晚，延至四月。
地理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人力的问题。明末文臣朱国祯所著《涌幢小品》中有“殿试改期”一条，云：“旧制殿试在三月初一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发引，改十五日。至今仍之。然初一日太促，毕竟十五日为妥。此虽人事，亦天意之相合也。”这说的是成化年间，因为太子丧葬，将原定三月一日的殿试推迟到了三月十五日，并且此后一直延续此一日期，是件顺应人心的举措。
为何如此言之呢？按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制度，春闱每科取士百人，会试为二月初九，殿试为三月初一，从开国初年的情况看，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明中期，文风日盛，每科取士扩至三四百人，而来应考的举子多达三四千人，每人考三场，答卷又全是八股化的长篇大论，而考官却还是明初规定的一二十人。正如朱国祯所言“初一日太促，毕竟十五日为妥”，两轮考试间隔过近，很不利于人才的甄别选拔。于是，成化帝将殿试后推了半个月，为会试的阅卷留出更多时间，彻底改变了祖宗法制。
但其实，祖宗法制并不是那么好改的。同样是明代，万历年间曾有大臣提议推迟会试日期，却只遭到了同僚的嘲笑。提出改期的是一位乔姓御史，他担任监试时，发现有考生作弊，于是以“举子重裘以进，便于怀挟”为由，提出将寒天二月的会试改期至风和日暖的三月，这样考生们“用单夹衣，则宿弊可清”，没有夹带小抄的机会了。
这听起来有几分道理，却被榜眼出身的东阁大学士李廷机一言怼了回去：“如此，则四月十五殿试，傥日暖，如何操笔？又其甚者，不暴杀举子耶！”李阁老的意思是，你做事顾头不顾尾，会试从二月推到三月，殿试就得推到四五月，天热了怎么答卷，要是赶上大热之日，岂不是要晒死考生？于是“众哄然一笑而止”，提议也不了了之。
直到清朝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经御史范咸上奏，会试日期终于由二月改到三月，殿试也推迟至四月中旬。十多年后，探花登第的大学者赵翼将这一举措评为善政，因为“远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无呵冻之苦，衣单无怀挟之弊”，其实和一百多年前明朝大臣们请改试期的理由相差无几。可见，群众呼声到底还是起作用的，只是实施上需要时间而已。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