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教育部3月31日发布的公告,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简称高考)将延期至7月7日至8日举行。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试虽然有过时间调整,但是鲜有延期。
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度肩负着为国选材的任务,历史上可曾有过因故推迟科举的先例?实际上,古代确实有过几次科举时间的推移,原因也很多,从天气到天灾,甚至不乏人的缘故。
壹 宋仁宗为“二苏” 推迟“高考”
苏轼(左)苏辙(右)。资料图片
公元1061年农历八月,北宋都城开封的天气似乎比往年更为炎热。盛暑蒸腾下的街市不像《清明上河图》中那样熙攘,供应清凉茶汤的坊店中却流传着比天气还令人躁动的新闻:听说,朝廷颁布了最新指令,由赵官家亲自主持的本年度制科考试,原本应于八月中旬开考,却忽然宣布推迟!坊间传闻,此乃圣上听信权臣之言的徇私举动,为一二人而延期考试。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一桩“大宋推迟高考”案,除了最高决策者宋仁宗之外,还牵扯进四位鼎鼎大名的北宋文臣:韩琦、欧阳修以及苏轼、苏辙兄弟。其中,韩琦是当朝宰相,“二苏”是应制的考生,而欧阳修是他们的举荐官。这一年,苏轼26岁,苏辙23岁,兄弟俩已在文坛扬名,正待于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考试中大展拳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苏辙偏偏在此时生了一场病,无法按期应考。
史料未记载苏辙病倒的原因,或许与炎热天气下的传染病有关,或许他在京城水土不服,总之,在已经通过前面几轮考试的情况下,于此功亏一篑,实在令人惋惜。这时,一向爱才的宰相韩琦就站了出来,向宋仁宗进言,请求推迟考试。韩琦是这样说的:“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
细品韩大人这番话,有点挟众望以令天子的意思。他请求延考的理由并非担心优秀人才漏选,而是因为“二苏”的名望很高,一人缺席会影响大家的期待。这听起来有些强词夺理,神奇的是,宋仁宗居然就答应了。但皇帝考虑的可能不只是“众望”,还有韩琦本人的威望。
贰 方便天子 苦了举子
自然灾害是导致科考延期的一个常见原因。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3年)夏秋之际,各地解试已毕,但因为“虫旱相因,恐致灾荒”,尚书省决定直接取消第二年春天的省试及殿试,用当时的话说,叫“权停贡举”,一时舆论哗然。
为什么一场地方性的虫害能影响半年后在天子脚下的考试?原来,按唐制,每年秋末十月是各州府申送本地举子进京的时间,因秋收受损,物力不迨,耽误了部分地方举子的行程。虽说下轮考试在次年春季才开始,但举子们进京后有好长一套流程要走:觐见天子、拜谒先师、疏名列到、结款通保……还要留出攻书备考的时间。因此,朝廷提前半年发出停考的通知并不夸张。好在后来唐文宗体恤到了举子们的心情,“念彼求名之人,必怀觖望之志”,于是“宁违我令,以慰其心”,下诏恢复次年春闱,只是将考期推迟了一个月,好等待那些在路上耽搁了的国家未来的栋梁。
但并非每一届举子都能这样幸运,如果国家遭遇战乱兵祸,科考停摆的决定是不可挽回了。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6年),被史家称为“唐亡之祸基”的庞勋起义由西南一路席卷江淮,朝廷因为“久屯戎卒,连年飞輓,物力方虚,因诏权停贡举一年”,取消了咸通十年的考试。诏令发出之时,当年秋闱已毕,各地举子已经陆续启程抵京,走到半路听说来年春闱取消,只好悻悻返乡。
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事件会导致科考延期。比如,明朝洪武、建文年间,曾两次因为“日有食之”而推迟殿试半月——古人认为日食是不祥之兆。天顺七年(公元1464年),则因考场失火焚毁,会试延迟了半年多,殿试则直接推到了次年。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会试也发生了场地失火而延考的情况,那年的状元是后来的一代名儒焦竑,民间遂有“考场不失火,哪有状元焦”的说法。
叁 祖宗家法 改期不易
在幅员辽阔的古代中国,交通问题是人们心中的难题,也深刻影响着历代科举日期的迁移。每一朝的皇帝都曾为开科时间而头疼:在京城举行的两轮高级考试,需得等全国举子都到位后方能开始,但路途远近有别,如何确保大家行动一致?
最灵活的方法是各州县根据与京师的距离,酌情提前本地解试的时间。宋朝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宋会要辑考》记载:“祖宗诸旧法,诸路州军科场并限八月五日锁院,缘福建去京师地远,遂先期用七月,川、广尤远,遂用六月。”偏远地区比国家规定的八月先考完,提早申送举子抵京,用时间换空间。这倒是很人性化,但容易被钻空子。在户籍制度不甚完善的时代,有些心思狡猾的举子先在本地的提前场次考完,又赶去别州的稍晚场次冒顶他人再考一回,以期“多试之中,必有一得”,经常闹出官司。
于是,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朝廷开始使用另一种办法,统一全国解试时间为秋八月五日——这也是中国科举史上首次对地方一级考试的日期做出明确规定,杜绝了利用时间差作弊的现象,得到当时读书人的赞誉,如朱熹称之为“圣人做事”。既然秋闱日期统一,那么只能推迟次年春闱的时间,以照顾偏远地区的举子。省试日期从正月改到了二月,殿试则更晚,延至四月。
地理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人力的问题。明末文臣朱国祯所著《涌幢小品》中有“殿试改期”一条,云:“旧制殿试在三月初一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发引,改十五日。至今仍之。然初一日太促,毕竟十五日为妥。此虽人事,亦天意之相合也。”这说的是成化年间,因为太子丧葬,将原定三月一日的殿试推迟到了三月十五日,并且此后一直延续此一日期,是件顺应人心的举措。
为何如此言之呢?按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制度,春闱每科取士百人,会试为二月初九,殿试为三月初一,从开国初年的情况看,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明中期,文风日盛,每科取士扩至三四百人,而来应考的举子多达三四千人,每人考三场,答卷又全是八股化的长篇大论,而考官却还是明初规定的一二十人。正如朱国祯所言“初一日太促,毕竟十五日为妥”,两轮考试间隔过近,很不利于人才的甄别选拔。于是,成化帝将殿试后推了半个月,为会试的阅卷留出更多时间,彻底改变了祖宗法制。
但其实,祖宗法制并不是那么好改的。同样是明代,万历年间曾有大臣提议推迟会试日期,却只遭到了同僚的嘲笑。提出改期的是一位乔姓御史,他担任监试时,发现有考生作弊,于是以“举子重裘以进,便于怀挟”为由,提出将寒天二月的会试改期至风和日暖的三月,这样考生们“用单夹衣,则宿弊可清”,没有夹带小抄的机会了。
这听起来有几分道理,却被榜眼出身的东阁大学士李廷机一言怼了回去:“如此,则四月十五殿试,傥日暖,如何操笔?又其甚者,不暴杀举子耶!”李阁老的意思是,你做事顾头不顾尾,会试从二月推到三月,殿试就得推到四五月,天热了怎么答卷,要是赶上大热之日,岂不是要晒死考生?于是“众哄然一笑而止”,提议也不了了之。
直到清朝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经御史范咸上奏,会试日期终于由二月改到三月,殿试也推迟至四月中旬。十多年后,探花登第的大学者赵翼将这一举措评为善政,因为“远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无呵冻之苦,衣单无怀挟之弊”,其实和一百多年前明朝大臣们请改试期的理由相差无几。可见,群众呼声到底还是起作用的,只是实施上需要时间而已。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