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家庭堪称是现代家庭教育的传奇：梁启超出身于一个偏僻小山村的寒素之家，他不仅自身成就非凡，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学术大师，而且教子有方，“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传为佳话。1948年中国首次设立院士制度时，梁家的两个儿子思成、思永同时当选，思礼则于1987年、1993年分别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甚至，他的弟弟梁启勋、梁启雄和侄子梁廷灿在其引导和指点下也成为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

想要了解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之道，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或许可以提供一份比较全面的材料。它收录了梁启超论家庭教育方面的文献共130余篇，由“给孩子们的书信”“身世、家世与亲人”“家庭讲学、教育文稿”三部分构成，编者亦对所选文献做了整理与评注，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上倾注的心血。

即使忽略梁启超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从他寄给孩子们的“超大量书信”中，能感受到他对子女毫不掩饰的关心与爱。

他写给居住在各地的儿女的信仅目前所见就有400多封，写信的频率经常是前信刚发出，就开始写下一封。信中除了嘘寒问暖以外，他还不厌其详地与儿女们谈论自己的近况、经历的大小事情、自己的所思所感，如同亲密朋友之间的谈心，甚至还不时夹杂着诙谐的玩笑。与一部分中国传统的、内敛的“严父”形象相反，梁启超思想现代，情感热烈，擅长表达且毫不含蓄。虽然分隔各地，直接而频繁的情感交流使聚少离多的一家人紧密地凝聚在了一起。

作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的学者，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时对知识性学问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他让思顺留在日本求学，不但专门为其请了几位家庭教师，学习内容遍涉西方社会学科的主要门类——其目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而是立足于知其大意和了解大势。

他也注重发挥孩子们“传帮带”的作用，比如在1912年11月9日、10日写给思顺的信中，就特别交代了思顺要监督思成的学业，如有进步，则奖励仿宋本《四书》一部。梁启超常常寻购旧书、字画，一方面自己读赏，一方面作为给孩子们的礼物和奖励，这也是一种文化和审美的引导。

如果仅做到了重视知识性学问，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也只不过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而已，从书中收录的写给子女的信件、教育文章中能够读出的是：他实际上是在借助所有叙述表达的机会，向孩子们传递自己的人生态度、理念，夯实教育的基础“修身”，处处渗透着儒家文化的气息。张文江教授表示，在近代的人物中间，梁启超会通“儒释道”三教而归宗于儒，其做人做事有其鲜明的特色，其实就是《易经》所说的自强不息——这也是梁氏家庭教育的根本。

总结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之道，若用“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来概括仍是不够的。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修身之学浸润的现代学者，在其家庭教育中充分贯彻了这种精神的引领；也是一个最富于情感的父亲，和平等的灵魂永远进行着真挚的交流。

据《北京晚报》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

梁启超 著 彭树欣 选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