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纪山

我们这里常把言过其实，说大话，自我炫耀的人称为“喷”将。学校的李天安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

据说，李天安老师出身于富贵之家。他的爷爷读书识字，看问题很有眼光。他不像一般的土财主除了置地就是修房盖屋，而是供应孩子们读书。

旧社会，上学读书的花费是很大的，一般的农户都供应不起。听老一辈人说，那时，供应一个初中学生，单靠种粮的地主，没有工商业作支撑，那是如何也供应不了的。尽管李天安的祖上是小康之家，在村里也是数得着的大户，但由于他的几个叔伯姑姑几乎都上学读书，家产损耗就很大，有时甚至吃穿都很紧张。邻村的一个老财主劝李天安的爷爷说，何苦呢！非让娃上学干啥？李天安的爷爷说：“我可不学你，叫孩儿们都成‘瞪眼瞎’。”

后来，也就是李天安初中毕业那年，我们家乡解放了。土改时，李天安的家被划为中农成分。这时，村上的人无不佩服李天安的爷爷有先见之明。

新中国刚成立那阵儿，像李天安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少。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李天安的家庭成分又好，很快就被招用为国家老师。

李天安老师参加工作后，表现积极，还经常配合政府搞运动。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一切都充满着生机，李天安更是激情四射，街头搞宣传、写标语、办夜校扫盲、开批斗会发言等。整天忙个不停，处处都是他奔忙活跃的身影……

李天安老师虽说出身耕读之家，但祖上敦厚、持重的基因遗传给他的似乎不多，相反，稳重不足张扬有余；所到之处无不刻意表现自己，说白了，就是那种叫作“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

李天安老师平时很注重穿着打扮，属于引领时尚潮流的人。夏天，白衬衣，扎皮带束外腰，很是惹眼。那个年代，手表很贵重，算是稀罕物。而他的手表带儿经常是松兮兮的，手表总是滑脱至手腕儿处，有意无意地将手臂向上抬一下。留个大中分头，镶了几颗金牙，一张口说话，便放出金灿灿的光，一闪一闪的。

遇着开大会，轮到他发言，还未走到主席台，就先振臂高呼口号，慷慨激昂，言辞激烈，洋洋数千言。

篮球场上，球只要到了他的手上，逮住机会就投篮。球抛出后，他的头、脖颈也随着球的弧线一个劲儿地偏歪，好像要用意念把球投进似的。可惜，他的球艺不精，常常十投九不中。

李天安老师课堂上用普通话讲课，只是很不标准，听着特别扭。讲课时的口型也极夸张，一张一合的，常常把口型保留几秒钟甚至更长。记得他读一首诗歌，其中有一句“掏不进满腹的贴心话”。他读这句末尾的“话”字时，嘴巴张得大大的，足有十多秒钟没有合起来，似乎要给学生留下很大的艺术想象空间。

闲暇之余，李天安老师爱与人“喷空儿”（聊天儿）。有一次，他给几位老师说：“像我这种老师，哪个学校都争着要。我能说能写，能唱能画，还会教体育。大家知道论文难写吧，我要是想写，一晚上能写好几篇！”

实际上，老师们都知道他的“水儿”有多深，就是他自己不知道几斤几两。也就不跟他较真儿，都顺着他，任由他瞎胡扯。

李天安老师上学时读过《红楼梦》《西厢记》，常把一些精彩的描写景物、人物的片段用心背下来。与人闲聊时，有意无意地往上扯。别人一接话，他就瞅准机会绘声绘色地背上那么几段儿，给人以读了很多书的感觉。久而久之，背的老是那几段儿，大家也就没兴趣听了。

人人都有表现欲，“喷”啥都中，但李天安老师有一个伯父早年去了台湾，在当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李天安老师特好“喷”，不想连这也“喷”上了。常言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后来，“四清”运动结束不久，更猛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一开始，李天安老师就参加了造反组织——“二七公社”，并成为该组织的骨干。那时，斗争很激烈，与“二七公社”相对立的另一派组织“贫造司”就贴出大字报，揭发李天安老师有海外关系，是暗藏的“敌特分子”，李天安老师很快就被戴上一顶“灰色人物”的帽子，与“五类分子”仅一步之遥。

就是这样一顶帽子，一直压了李天安老师一二十年。从那以后，李天安老师再也没有瞎胡“喷”过，整天寡言少语，像霜打了一般，变了一个人。

后来，人们谈及此事，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别人的“五类分子”帽子是扣上的，而李天安老师的帽子是自己“喷”来的。

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今视李之所为，亦应验耳，后世之人不可不慎矣！

作者简介：

郎纪山，男，1962年生，舞阳县姜店乡中心学校语文教师。近年来，郎纪山写下50余篇描写身边乡村人物的散文随笔。这些文章取材于乡村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他用白描的手法，把这些底层人物的陈年旧事讲述出来，力图展现原汁原味的人生，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